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邀我为这部《世界史前史》的中文版写一篇序，对此我真的深感荣幸，因为长久以来我一直觉得，中国在早期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意义始终未被更广大的世界所了解。这本小书最先于1979年在美国出版，从那时起便历经多个版本的修订。其写作初衷旨在为从人类起源直至城市文明诞生及其后一段时期的人类历史上的一系列重要发展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自付梓以来便被普遍用于本科生教学当中，尤其在人类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中尤其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本书简单讲述了史前时期世界各地的概貌，并不追求细节方面的面面俱到，但格外关注古代世界的一系列广泛的议题，如人类的起源、现代人的传播，以及食物生产的出现和文明的起源等。本书的视野是国际性的，因为我相信我们人类无一例外都是从热带非洲繁衍而来的。在那里，最晚在300万年前——可能还要更早——出现了第一批会制作工具的人，而在500万~700万年前，我们与人类现存最密切的亲属黑猩猩的祖先分道扬镳。也是在热带非洲，早在距今20万年前，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了。而到了距今6万年前，已经完全拥有智力能力的现代人，智人，也就是我们，终于走出热带非洲，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的每个角落。哈佛大学伟大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J.Gould）曾断言，所有的人类都是从进化树上的同一根非洲枝繁衍而来的。他对此几乎可说是深信不疑。

我们对世界史前历史的了解尚处于婴儿期，所以本书所呈现的有关过去的图景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发生急剧变化。在概貌已相对清晰的情况下，古代气候、测年等考古学各领域中的革命性进展都将带来崭新的观点和发现。这一点在中国远古时期的研究中体现得再真切不过了，尽管历经一个多世纪的考古探索，人们对这一阶段的了解依然非常有限。毫无疑问，未来几代学人的探索定能就中国对古代世界的贡献作出更重要的补充和完善。

自从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洞中发现直立人化石以来，中国就被视为早期人类进化史上的一支重要力量。近年来涌现出了一些重大的化石发现，其中的蓝田人生活在距今约60万年前，遗址中还可能出土了一些年代更早的考古发现，包括至少80万年前的人工器物。目前，在中国还没有发现有关南方古猿和早期人属的线索，因此，直立人这一更早期非洲人类形式的后裔，看来应该是东亚最早的移民。不过随着新发现的出现，这一结论随时都有可能被更改。

围绕着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在中国的出现这一主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到底是智人从非洲来到亚洲，还是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独立进化出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所谓的“走出非洲”和“多地起源”（multiregional）两种假说已论战多年，二者都建立在古代DNA研究以及对化石碎片进行的精确检视基础之上。目前大多数分子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都倾向于走出非洲理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亚尚没有距今10万年以前曾出现过现代人的考古学和遗传学上的证据。或许将来人们可以在中国发现更早的人类，但是目前我们依然不得其门而入。

中国许多最令人振奋的考古研究都是围绕着食物生产起源——谷物的耕种以及动物的驯养——这一课题进行的。考古学家多年来一直坚称从狩猎采集型经济向农业和动物驯养的最初转变发生于东地中海地区——在土耳其东南部，以及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两岸。按照他们的假说，食物生产就是从这里向外扩散传播至世界各地的。这一东地中海理论建立之时，科学测年法几乎还不存在，罕有考古学家在欧洲和近东以外的地区研究早期农耕村落。然而今天，考古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项真正全球性事业，所以我们了解到农业和动物驯养是在许多不同地区——印度、东南亚、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中国相当独立地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知道，在中国曾经存在过两个早期农耕中心，其中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北方中心种植黍及其他谷物，位于气候更温润潮湿的长江流域的南方中心则实行稻作农业。上述两个地区农业起源的具体时间尚无从得知，但应该都早于距今9000年前，可能还要早得多，而且肯定与农业起源于西方的时间相差无几。南方稻作农业的历史很可能尤其悠久，因为许多工作队采集到的野生水稻年代远早于最早的栽培水稻。冰期结束后日益干燥温暖的气候条件很可能在上述两地从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随着干旱的频繁来袭，人们很有可能会返回去有意耕种野生五谷来增加食物供给，因此，气候的变化作为一个因素，很可能导致中国出现了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皆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