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回到家我就想第二天怎去说服这一家人，想着想着我一下想明白了，这可是一个机会呀，如果把李二妞都能动员了，其他妇女也就跟上了。我早怎没想到呢？

第二天我来到秦克林家，屋里听不见个声气。我站在院子里喊：

“有人吗？”

屋里答：“没人。”

这声音就是李二妞。她明明就是个人，跟她搭话呢，她还说没人。她意思是说秦克林不在屋里。

那时候咱农村的妇女差不多都这样，只要男人没在屋，你喊，她就这么答。这不就说明了咱妇女当时的家庭地位吗？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了，还指望男人把咱当人？家庭地位都没了，还能有啥社会地位？

我走进屋里，李二妞就坐在炕上，我坐在炕沿上给她说，春忙秋忙绣女下炕，眼下妇女们都要去锄小麦，参加生产，解放自己。

二妞说：“你进步，你去锄地。我活了半辈子，死了就是一辈子，爱解放不解放吧。”

我说：“参加了劳动，多挣些劳动日，就能多分些红利，也能缝件新衣裳穿，不用一直穿破衣烂裤的。”

二妞叹口气说：“哎，衣裳破就破吧，年轻人才穿新的，我老了，还穿新的干甚？”

我见没效果，就大着胆子说：“过去，他爹瞧不起你，你穿得也破里破表，怨不着谁。如今是能劳动就能享受，多劳动多分粮。你只要去劳动，他爹保险就对你好了。你想吧，全村的妇女都下地了，就你一个人在家？我瞧，还是下地吧，大家说说笑笑多好哩。”

二妞停住嘴，有点动心了，男人和自己“好”是重要的。虽然她嘴上还是说“人家劳动就享受，我不能劳动就受苦”，但起身送我走时，表情已经有些松动了。

当天，我又在沟里找到秦克林，把说服二妞的事给他说了。

秦克林反应很大：“那是个活死人，还能下了地？”

我说：“那可说不准，你要不支持，你也别拦着。是不是那块料，你得让她试一试。”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把那天开会表态要去的七个人招呼起来正要下地，李二妞拖着锄头从家里走了出来。我赶紧迎了过去，打招呼说：“咋，想通了？”

李二妞一脸不高兴：“嗯。他爹说我来着，你要吃饭，就去锄麦子；要不吃，就拉倒。纪兰你说说，这说的是个人话？我还能不吃饭？”

八个人到地里，我和桂兰一个一个手把手教她们锄地的方法。锄地时，我让二妞紧挨着我，开始她有些慢，锄到天快黑，别人锄两垄，她也能锄两垄。

当天晚上，我让村广播员在喇叭里表扬了李二妞。

二妞听了广播高兴地跑到我家说：“劳动就是好，明早我保证第一个到。”

第二天一早，那些出我难题的妇女们全部都来了，全村二十四个妇女劳力全部下地锄小麦，锄麦可不比刨地角，是个技术活，弄不好会伤了麦苗。我让宋金山找了几个年纪大的男社员给妇女们当师傅。妇女们大都心灵手巧，很快便掌握了，赶中午就全都由一垄锄成了两垄；到了下午，甚至已有人开始尝试着锄三垄、四垄了。

三十五亩麦地，我们三天就锄完了。

1952年（中），

争取同工同酬

妇女终于下地了，三天锄完了三十五亩麦地，本来是个大胜利，可没想到还是出了大问题。合作社给妇女记工分，每个妇女每天记五分，才顶半个男劳力，十分是一个劳动日。满满锄了三天小麦的妇女们不干了，说还不如在家纳鞋底，纳一对鞋底也能赚三升米哩！这参加劳动，本来出了力了，也不落个好。

这是我没想到的情况，妇女的积极性一下子没了，我怎做工作，一点都不顶事。除了张雪花、吕桂兰等几个妇女表态还要下地外，其他妇女全走人了。

我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怎也想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把妇女发的牢骚捋了捋，分成这几种：一是男人轻视妇女，说妇女干不了个甚；二是妇女不积极，说家里事多出不了门；三是劳动半天，显不出来，不划算。

这些话中，“妇女干不了个甚”顶多是个理由，“劳动显不出来，不划算”才是要害。妇女在劳动中要“显出来”，就必须能“干了个甚”。只要妇女在生产中能和男人干同样的活儿，男人就不敢小看。妇女要“显出来”，就不能把工分记到男人的名下，谁干的就记谁；谁干得和男人一样多，就应该和男人记同样的工分。

我想到这儿，一看天快亮了，就穿上衣服往合作社跑，我要找合作社委员会反映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