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们一群人在港湾入口的航船酒吧大吃海虾和牡蛎。饱餐之后，我们又聚在安妮家的长廊上做最后的告别。学生们总结了自己的表现，再次检查了所有挖掘出的物品及遗骨的清单。九点，所有的装备再次装车，然后人们拥抱，告别。

等他们走后，我照常陷入了喧嚣过后的孤独。终于，我的心可以放下了。整个教学实践顺利完成，我现在可以专心想想爱玛手中的那具骨骼了。可是学生们的离去还是让我隐隐觉得空荡荡的。

这些孩子们有时会把你气得够戗。无休止地吵闹、恶作剧、开小差。可他们也同时具有无穷的能量、高涨的热情和青春的稚气。

我默默地坐在安妮这幢百万豪宅里，周围一片寂静。令人恼火的是，我感觉寂静带来的不是宁静，而是不祥的预兆。

我穿过大厅，关上灯，爬上了二楼的卧室。打开玻璃门，只听得一片海浪拍打沙滩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我已经飞车到了库珀河大桥。这座桥是一座高耸的后现代建筑。它把快乐山及各个小岛与查尔斯顿连了起来。它有两个巨大的支柱和一个拱形的桥身，我一看见它就想起印象派的三角恐龙，只不过这是钢结构的。由于桥面高出陆地很多，安妮每次过桥时都紧张得要命。

南卡医学院在这个半岛的西北方向，正好位于新城和老城的中间。我沿着十七号公路找到了拉特利奇大道，然后穿过校园来到了爱玛指定的停车点。

下了车，太阳暖洋洋地照在脖子和头发上。我拐过萨宾街来到了一座大型的砖石建筑面前，这里就叫大医院。照着爱玛说的方向，我找到了太平间的入口。爬上门口的斜坡，我按下了方形对讲器旁的蜂鸣器。过了两秒钟，传来一阵马达声，两扇银灰色金属门中的一扇卷了起来。

爱玛看上去很糟糕。

她脸色发白，衣衫不整。两个眼睛肿得像金鱼似的。

“嗨。”她打了个招呼。

“嗨。”行了，听起来怪怪的，我们南方人就是这么打招呼的。

“你没事吧？”我抓住爱玛的一只手问。

“有点偏头痛。”

“这工作没那么急。”

“我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