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点需要事先说明一下：人们口中常说的“怪人”并不属于“畸形”的范畴。可能在常人眼中，这些人的行为举止荒诞怪异、不合常规，可他们却往往是哲学家，未被世俗影响的“纯粹的人”，甚至是革命家和挑战世俗风习的孤独勇士。这些天才们常常表现出来的恍惚、偏执和过激只是为了保持其精神的平衡，不同于“畸形”。即便的确存在病态的成分，充其量不过是精神机能的局部亢进或衰弱，并因程度不同而分属于“性格破裂”或“精神变态”等精神病系列而已。也就是说“易于痴迷、狂喜的人”并不一定是“畸形”的，两者在本质上存在病理学症状的差异。如果不把这一点说清楚，恐怕我们的学说会被人们认为是一种夸大其词。然而，如果人们对那些“易于痴迷、狂喜”不感到一丝奇怪，觉得它不过是某种性格表现程度的最大化而对其忽视的话，问题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想象一下，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易于痴迷、狂喜的人”，他们装模作样，四处横行，不时相互交换着奇怪的眼神，那必然是一种滑稽、一种“畸形的不协调”了。

我在这里使用了“滑稽”一词，不过我们必须注意“畸形”并不是总伴随着滑稽感的。“生理的畸形”本应该是命运的不幸，有什么可笑之处呢？不论是哪种“畸形”，都绝不可笑，而只会令人心痛。从这个意义上讲，“畸形”莫若说是一种悲剧，仅仅是表情有时会带一点喜剧色彩罢了。我下面的陈述如果有滑稽的感觉，那完全是因为那些讲述的人如画家在画自画像时手下毫不留情的缘故。另外，还有一点必须事先提醒大家：如果某些现象只出现在有限的个人或少数人身上，我们可以称其为例外，但是如果大多数人甚至是所有人都出现这种现象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社会本身已经是“病态”或者“畸形”的了。比如说，在一种并不搞笑的谈话过程中却有人在坏坏地笑，我们暂不问其原因，如若这仅是个别现象，我们是不能称它为“畸形”的，但如果这普遍存在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话，就非常可怕了，我们就不得不称其为“畸形”了。（从美国前国务卿哈尔的回忆录中所描述的日本外交官形象，可以看出日本人身上的这种倾向。）

首先我想以三个人物为例，介绍一下他们是如何淋漓尽致地展现日本人的“畸形”的，并进一步分析当代日本类似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

甲是一位总理大臣。有一天他在一所公立大学的礼堂给该校全体师生训话。内容当然毫不例外的是大话套话一类的内容。其间当谈及因战时所需不得不缩短学制时，他自我炫耀地说到：“对于大家来说，这的确是很不幸的事，但是也绝没什么好沮丧的。当年在日俄战争时期，我也是中途放弃学业奔赴战场的。可是，今天呢，站在大家面前的难道不是堂堂的一国总理吗？”读到这里，我想大家不难想象当时满堂（也许礼堂并没有坐满）的学生心里涌动着怎样的厌恶。（这段演讲的要旨被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

乙是某地方高校的校长。根据国家教育机构的相关规定，学校开设了课外文化讲座，并聘请了一位略有名气的作家当讲师。这位作家是怎么请来的我们不清楚，总之当天校长亲自登上讲台介绍这位作家。这个介绍一点不算长，可自始至终台下的师生们都放肆地哄笑着。校长被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语无伦次地胡乱讲了几句便草草收场了。（此场景系笔者亲眼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