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距父亲伯宜公病逝已经两年多了。当时冬季两个月之间，周家收到的田租子，根据《周作人日记》所载就有35袋稻谷，还有一笔数目不详。估计共有40-50袋稻谷。11个月以后，到了己亥年（公历仍在1899年），还有出卖田产的记载——

己亥十一月初三（1899年12月5日）：“上午同剑青、仲庠二叔往南门写契。”

十一月初八（12月10日）：“上午同子恒、仲庠二叔往南门周鹤鸣处结账，田五亩，洋二百二十五元正〔整〕。”

十一月初九（12月11日）：“发杭信，说卖田事。”

十一月二十（12月22日）：“见瓞园叔祖，面交祖父笺，彼云如此亦好。”

从中可知，由二位叔叔主持经手，以每亩45圆银洋的价格，卖去租田五亩，换来银洋225圆整（折合2010年人民币1万元左右）。事后周作人写信禀告关押在杭州狱中的祖父，祖父回信云“如此亦好”，算是同意了。这一年，收到的租谷共有“四十五袋另〔零〕”——

己亥十一月廿一（1899年12月23日）：“至诸家湾收租”，“租水九分二”；“又至六禾庄”，“两共收二十袋”。

己亥十一月廿二（12月24日）：“往五云门外收租”，“共收租二十五袋另〔零〕”。

1900年，由于周作人忙于参加“县试”，日记中未见收租的记载，很可能是请人代办的；1901年秋9月，周作人离开绍兴，去南京求学，所以此后的日记中不再见到关于收租的文字。但这一年的夏季（7月），周作人尚在绍兴，日记中有四起佃户“告灾”的记载——

辛丑五月廿五（1901年7月10日）：“下午楼下陈佃说被灾。”

辛丑五月廿七（7月12日）：“下午六禾庄佃四人来。”

辛丑五月廿八（7月13日）：“午外山佃四人来说田被水淹。”

辛丑六月初五（7月20日）：“是日劳家封佃来告灾。”

（以上皆根据《周作人日记》所载）

“楼下陈”、“六禾庄”、“外山”、“劳家封”都是村名，其中“六禾庄”、“劳家封”已见于前引日记；“佃”即“佃户”。这些周家的佃户因田受水淹，来向地主家报告灾情，请求下半年减轻些租谷负担。说明这一年周家仍有田租可收。当时他们一家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依靠这些田租。周作人在回顾家庭经济情况时，曾经写道：

大概在前清光绪癸巳年（1893）时智兴房（即指他家——引者）还有稻田四五十亩，平常一亩租一百五十斤，如七折收租，可以有四千多斤的谷子，一家三代十口人，生活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