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1926年7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门大学提供的差旅费100圆和月薪400圆后，于8月26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作为这一转折有两个重要标志：其一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人权，向法院控告他的顶头上司、教育总长章士钊；其二是鲁迅为捍卫自己的经济权，向北洋政府一再索取欠薪，并将内幕公布于众。

鲁迅与周作人夫妇闹翻了

从1920年开始，鲁迅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同时兼课。1923年，鲁迅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呐喊》，撰写了大量杂文，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编定了《中国小说史略》上卷。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华民国北洋军阀政府财政困难，屡屡拖欠公职人员的薪金。教育部在1920年上半年拖欠了一个月的薪金，下半年则一拖几个月，直到年底才把9月的薪金发全。1921年和1922年情况更糟糕，仅能领取薪俸三分之二左右，鲁迅月薪应得300多银圆，实得200银圆左右。特别难以容忍的是二弟妇羽太信子掌握家政后挥霍无度，经常入不敷出。为支撑三代同堂大家庭的浩繁开销，委曲求全的鲁迅不得不经常借债度日。

周家三兄弟和母亲、眷属(周树人妻朱安、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及儿女、周建人妻羽太芳子及儿女)共13口加上几个佣人一共将近20口，同住一个三进二十几间房屋的大四合院，应该说是比较富裕，然而由于羽太信子掌握日常费用，挥霍过度，每月生活费700多银圆(合今人民币将近3万元)都不够开支的，经常入不敷出。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所谓兄弟》中谈道：

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经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周作人妻子)，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共有六百余银圆，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