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头紧锁，一字形的胡须又粗又硬——这是鲁迅留给我们大多数人的印象。然而，在厦门的日子里，46岁的鲁迅却留下了最深情的一面。“3·18”惨案发生，北京兴起学潮，鲁迅和一些朋友被列入黑名单。同时，许广平南下广州。鲁迅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在林语堂的邀请下，1926年9月4日，经过3天的行程，从上海乘轮船抵达厦门，然后从太古码头乘小舢板来到厦门大学，担任了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研究教授。

鲁迅在厦门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和许广平频频通信，用文字谈恋爱，《两地书》即主要写于这个时期；另一方面，鲁迅又孤单，感到周围缺乏可交流的对象。这从他当时的言语即可以看出来：“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至。”这和当时厦门的文化气氛等有很大关系，以鲁迅的感觉，厦门当时的文化资源显得很“枯竭”，而且在来厦门之前，鲁迅认为福建属南方，其氛围肯定比待在沉郁的北方要好，可以说，鲁迅来厦门未必就是错了，因为当时的北京也未必见得好，只能说，鲁迅当时的确很彷徨。

在厦门大学，鲁迅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两本教材。鲁迅的很多重要著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如历史小说《铸剑》、《奔月》、《旧事重提》（后为《朝花夕拾》）里的4篇文章、《华盖集》续篇、《〈坟〉的后记》以及《〈阿Q正传〉的成因》等。这些编写的文字，共计30多万字。

在鲁迅与许广平通信的《两地书》中，从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的4个月间，共有80多封左右，占了大半。其中，很多都涉及鲁迅在厦门、厦大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林语堂回忆说：“（鲁迅）却引起了科学系刘树杞博士的嫉妒。鲁迅那时单独住在一处，他的女友许小姐已经单独去了广州。我住在海边一栋单独的房子里，我觉得身为福建人，却没尽到地主之谊。由于刘树杞的势力和毒狠，鲁迅被迫搬了三次家。他那时正在写他的《小说旧闻钞》。他和他的同乡报馆的朋友孙伏园一齐开伙。他们吃的是金华火腿，喝的是绍兴酒。他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是无法在厦门待下去。他决定辞职，到广州去。他要离去的消息传出后，国文系学生起了风潮，要驱逐刘树杞。我也离开了厦大。”

鲁迅在两地通信中（笔者注：原件与《两地书》有所不同），几处谈到他在厦门大学的生活状况：

【1926年9月20日致许广平】

我的薪水不可谓不多，教科是五或六小时，也可以算很少，但所谓别的“相当职务”，却太繁，有本校季刊的作文，有本院季刊的作文，有指导研究员的事（将来还有审查），合计起来，很够做做了。学校当局又急于事功，问履历，问著作，问计画〔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看得心烦。其实我只要将《古小说钩沉》拿出去，就可以作为研究教授三四年的成绩了，其余都可以置之不理，但为了玉堂好意请我，所以我除教文学史外，还拟指导一种编辑书目的事（厦门大学国学院拟编印《中国图书志》，书目分十三类，鲁迅负责小说类），范围颇大，两三年未必能完，但这也只能做到哪里算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