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共收入890930圆，平均每月74244圆。因为北新书局积欠的版税旧款已经在上两年还清，所以本年的著述收入只是当年的版税和稿酬、编辑费等，共占总收入几乎一半即495％，此外一半是教育部支取的15个月(跨年度)编译费4500圆，占总收入的505％，每月收入仍合2009年人民币4万多元。

1932年共收入47885圆，平均每月39904圆。收入减少的原因是教育部编译费(月薪300圆)完全撤除，仅靠本年的著述版税和稿酬、编辑费。此外，收日本东京文求堂印《鲁迅小说选集》版税日金50元。

1933年共收入1030093圆，平均每月85841圆。收入明显回升的原因之一是《两地书》在图书市场很畅销，所得版税累积1000圆以上；原因之二是《申报·自由谈》的稿酬和《伪自由书》版税也很可观。

1934年共收入567962圆，平均每月47330圆。此外有《现代中国》稿费20美元及日金100元。

1935年共收入567137圆，平均每月47261圆。此外有日金350元。

1936年1-10月(实际上因鲁迅病危，只能算8个月)，共计收入257594圆，平均每月32199圆

若以1935年标准银圆购买力为基数——折合1995年人民币30元，合2009年人民币60元，那么，北京、华北天津、上海、华南广州在这一历史时期内，1银圆的购买力大致合2009年人民币——

北京华北天津上海华南广州平均

1926年76元68元67元60元68元

1930年-58元58元58元58元

1936年60元60元60元60元60元

。

1934-1936年鲁迅著述收入下降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的法西斯文化政策达到高潮，实行图书报刊的审、查、封、禁，扼杀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出密令，一举查禁149种图书，涉及26家出版单位。

命令一下，首先感到震惊并深受其害的是书业界人士，特别是上海各出版部门。这么一禁，出版社和书店的经济利益遭到严重打击，有的只好关门。1934年2月25日，上海一些书店联合呈文，要求当局“从轻处理”；这个呈文，当局置之不理。不得已，书业同人第二次呈文，经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转递后，中宣部决定对于149种“反动图书”分为5档，区别对待。紧接着，“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于1934年4月5日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正式成立，6月1日国民党中宣部发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

鲁迅对于法西斯查禁图书杂志一事非常关注，他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记录了该案的大致过程，并且根据《大美晚报》的披露，照录了所禁书目。此案另文专论。

总计，鲁迅在上海生活的整整9年间(1927年10月-1936年10月)总收入为银圆或国币78万多圆，平均每月收入72387圆(约合2009年人民币43432元)，他一不靠“官”二不靠“商”，属于当时上海典型的自由职业文化人。

我为什么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事这些复杂烦琐的考证呢？主要目的，是以24年确切的统计数字证明：鲁迅属于五四至抗战前夕中国文化界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他的思想“从进化论走向阶级论”的同时，他的经济地位“从公务员走向自由职业者”。鲁迅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理想，以他超越了“权”和“钱”的自由职业作为稳固的经济保障。

因此我重申这一判断：离开了经济生活的鲁迅，绝不是完整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