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查阅《鲁迅日记》，从1923年起，鲁迅和李小峰见面、通信、联系，14年间总共达到704次之多，平均每年50次，也即大约每周就有一次。可见关系密切非同一般。这些联系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北新书局出书、编杂志的业务和经济问题。《鲁迅日记》中对于李小峰的典型文字记载是：“某月某日小峰来交(或：得小峰信并)版税泉及编辑费若干银圆。”

1926年鲁迅在北京时，北新书局送来的版税和编辑费还是940银圆；1927年降低到470银圆，据说因为汇款不便而拖欠；这两学期鲁迅南下，担任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的月薪很高，所以并未介意（此外，预先约定北新书局在北京按月把一部分稿酬交给鲁迅家属，每月150圆作为赡养生活费）。1928年鲁迅到上海后，没有继续任教，下决心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依靠“爬格子”谋生。他交给北新书局李小峰印行的著作已经增加到9部，销路也很好，还为北新书局编辑《语丝》和《奔流》杂志，并为《北新》半月刊译稿，所得报酬也应该大幅度提高。但他从北新书局得来的版税和编辑费收入，比例仍不到全年的三分之一。这时他开始察觉北新书局的账目很不对头，引起警惕。

鲁迅开始一项一项算细账，并且约见知情者了解实际情况。他明白了：几年以来，北新书局确实克扣了他几部著作的大笔版税，数目高达2万多银圆，而已经支付的只有几千银圆。从1929年7月以后的《鲁迅日记》可以看到他与文友们频繁商议的蛛丝马迹。8月12日他写信宣布停止编辑《奔流》杂志，并且访问律师杨铿进行著作权法的咨询；次日“委以杨律师向北新书局索取版税之权”。

仔细分析《鲁迅日记》的简略记载，与这一阶段亲友们的有关书信、回忆对照，可以看出：从8月12日到25日的两个星期里，鲁迅每天都为版税之事奔忙；律师杨铿依据政府刚颁布的《著作权施行细则》，建议庭外调解，鲁迅和北新书局双方都表示同意。

北新书局李小峰承认确实拖欠了鲁迅应得的大笔款项。在律师参与下，按原订合同20％的版税率一笔一笔计算后，双方核实了数额明确无误；按照证人章川岛的说法“共欠债2万”(见同年9月章致周作人信)；按照另一位证人郁达夫的回忆“北新开给鲁迅的旧账单等来计算早该积欠有两三万银圆了”(见郁达夫《回忆鲁迅》1938年)。这就为争议的解决打下一个良好的共识基础。但李小峰方面解释了拖欠版税的缘由：北新书局在北京的总部被北洋军阀查封，不得不迁移上海，损失很大；暂时挪用了若干款项进行投资，保证追回；又因资金周转不畅，请予延缓期限，在一年内分批逐步偿还，等等；并再三表示道歉。有证人在场，经过律师依照《著作权施行细则》进行反复调解，双方达成这样的协议：

(1)北新书局把图书的印刷纸版交回鲁迅(由郁达夫、章川岛作证)；

(2)北新书局历年所欠鲁迅的版税分11月内结清(由杨律师经手)；

(3)双方重新签订合同，依据《著作权实施细则》实行印书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