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天做的，赚的，都是高利贷。比如，一家企业向银行借了几百万几千万贷款，贷款到期了没钱还，这些企业就会成我们的客户了。公司有钱，银行关系也好，双方谈好价钱，公司帮企业把所有手续都办好，将钱存入银行，把贷款还了，然后再贷款出来，这一进一出不过几天时间，就有几万几十万的利润。”

很多事情其实说破了就不神秘。李冰冰一说，我才弄懂深化公司，但还是有些不解，为何办的手续没有得到银行通知或答复。

“谁说没有。”李冰冰轻盈地笑说，“那是其他部门在做。”

“几个环节，公司安排不同的人去做。”李冰冰解释说，“业务部在外面找到客户，我们负责手续办理，财务部负责去还贷收取利润。”

把简单的业务复杂化，不是一个好企业的行为。李冰冰笑着说：“以前办业务都是像你说的这样，一个部门去办。后来你知道出什么情况？经办人找到客户，几个人出钱偷偷把业务办了，钱赚进自己腰包。有的人更有意思，直接把老客户拉到外面去。张校以前就因为这个，被请下来的，要不是有点背景，肯定被辞退。”

李冰冰确实对我没有任何戒备，女人的弱点之一，就是有时候把不该说的也说了。在我面前，她把张校的老底都揭了。

“后来公司把工作细分，业务部跟银行不熟，我们办手续的不知道利润，财务部知道利润但不认识客户。就这么简单。”

李冰冰说的这番话对我之后的生意起了很大帮助。这个看似少言寡语的女人，实际上和其他女人一样，对生活、对工作同样饱含热情。

夜宵散场时已经十一点多，我送她回家。她住在“中鼎别苑”，是比较上档次的居民住宅区了。一路上我们的谈话没有停过。从谈话中我知道，她今年刚按揭买了房子，自己一个人住，她说她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在深化，除了我这种新人，觉得老员工都很有钱。张校有车，李冰冰有房，再往上推，张楠、巴总、王总他们，更难想象。

在我的朋友圈子里，想不出有谁自己买房的。我最好的两个朋友，朱亘咏住的是单位宿舍，费仁更不必说，和太太挤在学校宿舍或者租来的店铺里，他母亲至今住在镇里的破旧宿舍楼。我们中国人对家的观念，绝大多数是房子属于自己的才算家。朱亘咏起码有祖业，父母自建的几间旧瓦房，比起他，费仁倒好像没根的叶子，没有房，微薄的工资要养活一家人，可以想象有多么穷困潦倒。

同样是吃工资饭的，在中国很容易分出个三六九等。不管是国有还是私营，找工作就跟找媳妇似的，比媳妇不常见，比工作倒是常有。同一家单位，同事之间也有三六九等，有职工，也有领导；再推到职工之间，还是有三六九等，同样的工作，有人生活富足，也有人穷困潦倒。

利民科技有那么多资产却亏损严重，逃不过重组的命运。深化投资巧取了国有资产，却没能躲开像张校之流的窃取，更别说躲开“王秃子”和“肥巴”这类公司高层的窃取了。这让我又想起巴总那句话，“别管国有私有”。

我们都是小人物，不是大企业家，也不是专家学者，我们更关心的，还是柴米油盐的生活，这更为实际。总的来说，人与人之间，人与单位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终究一点就是一场角力与暗战，平衡点就是财富。

我很想早日像张校一样，有自己的车，像李冰冰一样，有自己的房，然后再像费仁那样，找个女人生个孩子。三者结合，将来一家人富足地生活。但我发现，这样的生活单靠现在的高薪厚禄可能还实现不了。

深化投资公司的治理，一直保留着当年的传统。不到一年时间，当初和我一同报到的六个大学生，两个调出，一个辞职，一个辞退，只剩我以及一个叫余秀秀的女大学生。整个深化投资，就好比央行的纸币印刷厂，分工精密而且管理严格。

我开始跟其他人一样，变得小心翼翼，谨小慎微，生怕做错事，说错话。最让人轻松的时刻，是和李冰冰一块出去办事，可以暂时离开像笼子一样的办公室，吹吹风透透气。一走出深化大门，我俩就像出笼的鸟，有说有笑，我偶尔也会对她讲一些含蓄的荤笑话，什么男未婚女未嫁，为啥不能来一下，等等。看得出来，李冰冰对我的玩笑不甚在意也不反感。

因为经常跑银行的缘故，我认识了很多银行工作的朋友，包括做内勤、搞信贷的，除了大行长，其他人基本都会过面。时间长了我就萌生一种念头：跟这些财神爷们混熟了，说不定哪天有用。

陈威科是市商业银行信贷部的总经理，比李冰冰大一岁，工作原因我和他接触过几次，一来二往很容易就跟他混熟了。陈威科有些背景，父亲是人行的领导，可能因为这层关系年纪轻轻就坐上总经理的宝座。混熟之后，我管他叫“科威特”。有次他喝高了酒后吐真言，原来这小子喜欢李冰冰，没能得手，然后就打算从李冰冰身边的熟人入手。我还疑惑和他混熟怎么如此容易，说穿了原来他没安什么好心。

陈威科平时应酬多，今天这客户开酒局，明天那客户设大宴。信贷部的一把手，正儿八经的财神爷，谁不供着哄着？我这人没什么长处，就是有点酒量，所以陈威科经常给我打电话，多数是让我陪他去混酒局。陈大经理主动开金口，每次就算我不想去也不得不去。别给脸不要脸，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