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千言万语真不如“好兄弟”这三个字，我能感觉到它的分量，那是一种期盼，也是一种鼓励。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对得起覃大伟，对得起所有对我好的人，包括亲人、朋友，还有那些至今仍沉浸在痛苦之中的债主们。给那么多家庭带来灾难与痛苦，如果不能弥补回来，即使沦为乞丐，我也永生难安！

覃大伟答应要北上，我的预谋算成功了，接下来就是如何为他和严子龙搭桥引线，做好前期准备。在搭桥引线前，还得做一件事，那就是给严子龙“洗脑”，他的小商贩意识非常浓厚，换句话讲，就是不够大气。

第二天早晨我六点多就起床，早早拉开公司的大门，然后烧水喝茶。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严子龙每天早晨七点半前就会到公司来。

果真，七点二十分不到，严子龙就来到公司。他也是有喝早茶习惯的人，见我烧水沏茶，自然会过来坐下喝一杯。

“严总，想跟您说件事。”我伺机开口说话。

严子龙笑道：“自家人客气什么，说吧。”

我往他喝净的杯子里续茶，道：“这两天我一个结拜大哥可能会过来，到时候能不能借辆车，我去哈尔滨接他？”

严子龙颇为惊讶地说：“大哥要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没问题，路你不熟，到时候我带你去接。”

见严子龙上心了，我心中暗喜。严子龙是个热心肠，对北方人都那么热情，何况是对自己的老乡。再说我来到公司之后，也确实能帮他不少忙，小黄和老马书读得都不多，制表、预算、评估什么的，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因此严子龙一直没把我当工人使唤，另眼相待的。

覃大伟是明天上午九点多的飞机，十一点多到达哈尔滨。严子龙说那得提前走，明天早上早起，四点出发，得开六七个小时的车。

两人坐着聊了会，我简单地介绍了覃大伟的一些情况，在广西开木材厂，投资房地产，人心肠好，讲义气，等等，先让严子龙有个大概印象和好感，之后事情就能顺利些。

出发前的晚上，我一整夜都没睡，一直在思考路上该说些什么话题，尽量考虑得周全一些，即便起不了洗脑的作用，起码要有些影响。

次日严子龙开着奥迪车，凌晨四点准时出发。凌晨天冷，路面稍有积冰，所以车子不敢开得很快。半路覃大伟发来信息说飞机晚点，得十点多才能起飞，算时间还算充分，也就没那么赶，一路慢慢走。

难得有这么充裕的时间与严子龙坐在一起，我自然不能丢失这样的机会，大谈工地、棚户区改造，还有当初在深化公司见过的开发商，像赖三毛、庭有亮之类的人物，感叹房地产真是很赚钱的行业。

事实上严子龙对房地产也颇感兴趣，从谈话中我能体会得到。但感兴趣之余，更多的是望洋兴叹，觉得房地产行业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小时候家里穷，四个兄弟，我排行老三。因为穷，老四养不起，就送给别人抚养，大哥二哥也很早就出门谋生了。”严子龙对生活很有感触，回忆起当年出来创业的情景。

“我十三岁就出来打工了，因为年龄太小，赚不了几个钱。1989年，我十六岁，家里实在养不起这么多孩子，饭都吃不饱，经邻居介绍去了广东佛山，说是去工地做工。”

“白天我们在工地干活，晚上包工头会命令我们一帮年龄小的，去偷东西，偷自行车、地里的菜瓜，反正只要看到什么，都会叫我们去偷。偷到了有饭吃，偷不到没饭吃不说，还会挨打。拿工地用的大竹条子抽，浑身上下，经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严子龙对当年的事情记忆犹新，仿佛历历在目。“当时跟我一块去的还有个邻居，大我一岁。在工地里我俩的年纪最小，而且又是一个地方的，被打得实在受不了了，就私下里商议，找个机会逃走。有一次，包工头相中了一辆自行车，让我俩去偷。”

严子龙颇有些诙谐地冲我笑笑，接着讲道：“那时候偷自行车已经很熟练了，很容易就能得手。但偷到车后我们并没有回去，两个人轮流踩自行车逃跑。那时候身上没钱，路上饿了就到菜市场拣点烂菜叶、烂苹果果腹，或者喝水充饥，就这么一路逃回来！”

想起那些穷苦日子，严子龙脸色很复杂，说：“回到老家后，家里照样没饭吃，照样得出门找活路赚钱。当年我大哥就在这里做活，他出门的时候，求亲戚四处借钱，带着一千两百块钱，出门跑推销了。后来我也来了这里。”

“一到北方，我跟着大哥一起做推销。夏天气候好，每天都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四处推销水暖；到了冬天更要命，零下三十多度，有时候要冒着大雪找关系，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冻得人都快僵了。”

严子龙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兄弟俩手里没什么钱，货都是跟老乡赊来的，卖多少给多少钱。那时候老乡不是很多，但很照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兄弟俩早就饿死在这里了。”

听着严子龙的经历，我才知道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十三岁的时候，我正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不知道饥寒交迫，不知道生活困苦。一直以来，我见过最穷的人，就是费仁，但费仁与严子龙比起来，更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过去的严子龙来说，费仁即使再穷，也算得上是很富有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