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篮与香水信纸

那是1999年的一个夏天午后，天空很蓝，阳光洒了满地。

我刚从台北搬回芝加哥，刚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隐而世，准备开始和博士论文长期抗战。面对厚厚一迭访问稿以及杂乱的数据，我苦恼着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来清理家居环境，前去街角的投币洗衣店从事家务劳动。我租的廉价公寓位在族群混合、阶级转型的城市北端。这个社区的居民长期以来以非洲裔、拉丁移民为主，市街上漫布着我常去的牙买加小吃店、墨西哥面包店，然而，沿着密西根湖畔，以吸引年轻雅痞为号召的新大厦，正一栋栋盖起来。

当我扛着一篮脏衣服走在街上，一个中年白人男性从我身边经过，没头没脑的丢了一个问题给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你有认识人可以来当我妈的看护吗？）”我瞠目结舌，无法在脑中将这一串英文字转译成为有意义的问题，这位老兄可能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吧，看我没反应就转身走开了。

扛着洗衣篮，我站在白花花的阳光下，困惑慢慢蒸发成愤怒。

优势族群看见深色皮肤，就以为看见奴隶的脚镣与打工仔的漂泊灵魂。类似的情境早发生在1965年的纽约，黑人女性主义诗人安卓劳德（Andre Lorde），推着她的女儿到一家超级市场购物，迎面走来的一个金发小女生，拉着白人妈妈兴奋地说：“Look, mom, a baby maid!（妈妈你看，这里有个小孩女佣耶！）”

我选择研究家务移工这个题目的由来单纯，工作与性别是我的专长领域，移民人权与社会不平等也呼应我政治上的关怀。没有料到的是，我在田野工作与写作论文的过程中，这个主题屡屡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交相激荡。坠落美利坚异乡，在他人的注视里，我突然变成一个披戴传统面纱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满异国风情的亚洲女郎。失去母国语言文化的羊水保护，我努力让自己的英文口音“美国化”，以免我的美国学生把“听不懂助教的英文”当作抗议分数太低的借口。作为一个少数族群、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劳工，是菲佣在台湾，也是我在美国。人们眼中的美国梦土，在我的求学与工作经验中教会我更多有关核心国的文化霸权或种族歧视的非正式课程。

当然，我不至于天真地忽略我与东南亚移工之间的明显社会差异。我们的平行移民路径，反映出世界体系的多层分化：台湾留学生去欧美核心国取经的同时，台湾资本家从亚洲的边陲进口廉价劳动力。台湾的报章杂志不时对于全球化的生活风格提出浪漫歌颂，像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台湾人畅谈在上海跟英国朋友一起吃意大利面，眺望苏州河的灿烂霞影。然而，地球村的乌托邦只适用于有经济及文化资源者得以跨国流动的都会新贵，他们享受的豪华五星饭店与异国情调餐厅，实是移民劳工远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职场。

这本书是几番蜕化过程的产物，结茧的前身是我于2000年在西北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脱蛹而出的第二回，是2006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英文书：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跨国灰姑娘：家务移工与台湾新富雇主）。

最后的这一轮蜕化，是返璞归真的母语书写。除了语言上的转换也包括文字与格式的修改。我希望这本书不只是透过学术论理说服人并能呈现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来让读者感同身受。对我个人来说，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升等或版税，而是为了完成我在过去的两个约定。

我在菲律宾社群中进行田野工作的期间，写了一篇研讨会论文，移工朋友偶然看到了抽印本，兴奋地在教堂里相互传阅。我很怀疑她们是否有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只见到她们努力搜寻化名掩饰下的熟悉故事：“啊，这是我、这是我，那是在说你啦！”坦白说，当时的我心情忐忑，不知道自己的诠释与分析，是否适切地再现了她们的经验。

下星期天，我再到教堂去，一个菲律宾朋友把我拉到旁边，递给我厚厚一封信，里面有五页粉红色的香水信纸，工整的字迹写满了她从出生长大、到各个国家帮佣的经验。她握着我的手说：“我看到你的论文后，心里很高兴，我想，原来是有人把我们的经验看成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人生全部写下来，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的故事。”

当我对学术生涯心生倦怠时，我常常会想起这件事，想起那廉价的香水信纸中承载的宝贵心情，以及手掌交握时不言而说的约定。我不是信差。尽管我透过大量话语的直接引用，企图让主角发声，然而本书呈现的生命故事必然经过我的撷取与重组。我比较像是翻译者，希望透过书写与诠释，能够让她们的故事被看见与被了解。但愿能够透过社会学的透镜，映现移工的生命纹理、结构困境，也让台湾雇主与民众看见自己。

我仍然相信，如同二十岁时决定改念社会系的自己所相信的，社会学的分析与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体察社会现实的运作、了解与我们不同的人群的命运，从而提供改变社会现状的可能。但愿这本书的写作，多多少少实现了我和年少自己的另一个约定。

这本书从研究、写作、出版到译写，经历十年岁月。其间承受无数援手，也累积了许多人情债务。我在英文书里致谢过的老师与同侪，这里就不再重复，容我在这里仅感谢台湾的朋友们。

本书的最大功臣是我所访问的众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与台湾女性，尽管我无法在此列出她们的名字。我希望这本书对于她们的经验与处境做出公平适切的诠释，虽然任何文字都无法生动再现这些由泪水、汗水与笑声编织出来的生命故事。移工朋友带给我的不只是研究的资料。田野过程中结识的这些勇敢女性，教导我如何用爱与信心面对人生的试炼，她们的热情与坚忍，让我躁动不安的灵魂得以变得温暖和踏实。

田野过程中，我感谢新事劳工中心的韦薇修女与林修女（Sister Ascension）大力相挺。其他的NGO（非政府组织）团体，包括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特别感谢吴静如）、希望职工中心、台北圣多福教堂、高雄海星国际服务中心也提供我观察机会与意见交换。本书的版税将捐赠给新事劳工中心与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两个团体。

回台湾进行后续研究的数年间，我得到许多优秀助理的接力协助。张婷菀与谭贞洁在第二阶段的田野工作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罗融在访谈整理与数据汇集上提供莫大帮助，李慈颖是行政庶务上的能干帮手，张蕙兰与张昭雅则负责收集整理新闻资料，最后，郑玉菁协助将英文书翻译为中文初稿，提供我顺畅改写的基石。她们的劳动帮助这本书成形。

书稿的屡次修改过程中，我受惠于许多人的意见，包括曾嬿芬、庄雅仲、吴郑重、孙瑞穗、夏传位，以及在《台湾社会季刊》、《台湾社会学》、《台湾社会学刊》投稿发表时的评审与主编。台大社研所的修课学生，我在中研院、清大、高医、东海、世新等学校演讲时的听众们，也都惠予刺激与想法。

我感谢许多朋友协助介绍受访者或者张罗相关资料：蓝佩玲、洪俪倩、陈怡如、王淑津、陈昭如、陈伟智、黄于玲、陈怡伶、沈秀华、马腾、林津如。也要谢谢夏晓鹃在多年前鼓励我朝向此研究主题，陈志柔、汤志杰分享中研院的图书资源。编辑与校对过程，承蒙行人出版社的赖奕璇与周易正的细心处理。

本研究的物质基础有赖以下单位的奖助：美国西北大学、蒋经国基金会、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奖学金，中研院东南亚区域研究中心的田野研究补助，以及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计划补助（91、92、93年度）。本书的英文版获得国际亚洲学者会议（ICAS）颁发的社会科学最佳书籍奖（2006-2007）、美国社会学会的性／别研究年度杰出书籍奖（2007），我也一并感谢。

我要藉此谢谢两位引我入门的老师：谢国雄领我看见黑手社会学的劳动过程与甜美果实，陈东升勇于打破学术陋规，大力扶持年轻学者。台大社会系的同事，是最慷慨热情的黄金组合，特别是曾嬿芬、苏国贤、刘华真、吴嘉苓、林鹤玲、林国明等饭友，助我超脱学术界的孤独囚牢。

最后，仅以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我的母亲王鹤，是台北农村家庭长大的女儿，她拉拔大我们一家五个小孩，没有任何保母和女佣的帮忙。我的父亲蓝志青，在1949年的战火中，意外搭上军舰离开广东家乡，成为台湾岛的政治移民。在冷战的阻隔下，他没有机会与家人团聚，直到四十年后，在母亲的坟前潸然跪下。

在饮水行走之间，我的父母默默地教我体会与珍惜人生的素朴简单。驽钝如我，直至近年方才听见这无言旋律，仍然笨拙地学习吟唱。我但愿这本书在政治的高亢、学术的中音之余，也能传递生命的饱满低音，在芝加哥的洗衣篮、马尼拉的香水信纸之间悠悠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