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主人没有白皮肤

曾经，在某个美国女性主义者的聚会中，与会者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她们激动地讨论着家事的性别分工对女人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居于少数的一名黑人女性，举起手不急不徐地说：“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天能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你们家里有女佣在帮你们做家事带小孩吧？”一桌女人沉默以对。

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自60年代起即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由于家务劳动在父权体制下被定义为女人的“天职”，职业妇女面临蜡烛两头烧的困境，除了白天要上班，晚上还有做不完的家事，有如“第二班工作”（the second shift）（Hochschild 1989）。

90年代的女性主义，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学者，开始质疑“女性”的同质经验，正视女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性别的压迫不是绝对优先，而是与其它社会不平等（阶级、种族、国籍、性倾向等）相纠结。家务雇佣这个主题尤其暴露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鲜少有工作安排如此典型，雇主与雇工都是女性（Rollins 1985）。然而，在许多状况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连带，而非姊妹情谊（Romero 1992）。

家务帮佣的历史前身，如台湾的“查某娴”、美国的“黑嬷嬷”（black mammy），都具有封建、殖民的色彩。然而，这项职业并没有随着时代而衰退，反而吊诡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持续成长。全球经济的整合、劳动力的跨国迁移，帮助具有阶级或种族优势的女人得以藉由市场外包的方式，购买其它女人的劳务来减轻自己肩上的家事与育儿重担，避免天天和先生在家里开打性别平等的家事战争。

学者哈许柴德（Hochschild 2000）借用食物链的比喻，描述已然成形的“全球保母链”。上游是富裕国家中能够负担雇用的女性，她们可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母亲经理人”（mother-manager）（Rothman 1989），继续享有母职的情感回馈，也让孩子享有较完善的照顾品质当她们把劳务向下外包，其雇用的家务移工必须离乡背井来交换经济报酬。有家庭与小孩的母亲移工，必须藉由亲人的协助，或是雇用母国更贫穷的女佣，让子女在母亲缺席的状态中仍然享有关怀与照顾。

国际分工，不只展现在加工出口区与生产劳动，也包含家事服务、照顾工作等“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Parre?as 2001）。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不只展现在国民所得与物质生活条件的落差，也变成孩童照顾品质上的不平等，甚至是母爱劳动的掠夺剥削。当来自菲律宾的诺玛，牵着佩君女儿的手，确保她安稳地坐在台北捷运上，手里拿着放学后的热点心。诺玛的小孩，正独自踩着石头路回家，准备回家帮外婆拣菜；如果诺玛决定从菲律宾乡下找个女佣来家里帮忙，“全球保母链”会延升到更末端，有另一群孩子失去了母亲的陪伴。

在当代的“全球保母链”中，移工的迁移目的地不再集中在北方国家。南方的新富国度，包括波斯湾的石油国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NICs），不论在生产或再生产领域中都出现大量对外籍劳动力的需求。国际迁移的多层流动彰显了所谓“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家务雇佣的权力关系的图像不再是“白人雇主”与“有色移工”的简单二分。“有色女佣”vs.“有色女主人”的现象也解构了“第三世界女性”的这个概念，不如早期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错误假设为一个同质的群体。3

谁在雇用家务移工？Saskia Sassen（1992）在分析伦敦、纽约及洛杉矶等城市的研究中指出，随着制造业的外移，这些“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已然成为生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的重镇，所雇用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大幅扩张，这些城市居民对个人服务业的需求也激增，公领域的办公空间需要工友来清理，私领域的家庭中也需要女佣、保母与园丁。这些低阶服务工作，属于一般称为“三D”（dirty肮脏、difficult困难、dangerous危险）的工作，本地人多不愿从事，外来移民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亚洲较低阶的全球城市，如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及台北等，其中的专业中产阶级的扩增，也促进了对家务服务的需求。亚洲的新富阶级诞生于80年代，西方市场在这段时期因低成长率及经济不景气而持续低迷，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成为一个充斥麦当劳、行动电话、高档车等各种进口商品的市场（Robison and Goodman 1996）。对亚洲雇主而言，消费外国商品及海外旅游是他们营造跨国新贵生活风格的元素，购买移工提供的家务服务也成为他们彰显中产阶级地位的一种身分标记。

探索亚洲内部的跨国保母链的研究在近年来正萌芽发展中。4本书企图进一步连结政治经济学的巨观分析与认同形塑的微观政治，分析层次除了包含劳雇双方的互动关系，也触及台湾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脉络，包括族群政治、阶级形构与性别关系的转变。在研究设计上，我避免从移工或雇主的立场收集单边的数据，而欲探讨双方复杂与动态的认同构成。我的访谈对象涵盖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所追求的并非具陈两造说法或虚妄的客观中立，而是试图从劳雇互动的过程来理解认同政治。我也希望呈现立体的主体经验、多层次的权力关系，而非轻易地替雇主贴上压迫者的标签，或是把移工视为被动的受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