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东南亚移工遇见台湾雇主

本书聚焦于台湾、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三地之间的连结，它们在亚洲迁移体系中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数十年来，这三个“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不同的面貌：台湾在经历成功与快速的工业化后，地位已从美国的经济援助对象，变成主要的贸易伙伴。菲律宾一度是亚洲经济的龙头，但自8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的影响，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劳力输出国。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稍晚但蓬勃，在1997年因金融危机而滞延，向海外输出劳工成为舒缓国内劳动力过剩及失业率高涨等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

台湾政府于1992年开放重病与失能者申请“家庭监护工”，不久，也允许家中有十二岁以下的幼童或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雇主申请“家庭帮佣”，但配额有限。虽然今日家庭帮佣的名额已被台湾政府冻结，但雇用外籍看护的数量并不受限。16许多家庭因此伪造医生证明来申请外籍看护，却主要从事整理家务与照顾小孩等工作，另一个造成“家庭帮佣”与“监护工”的分类模糊的原因，在于实际工作的执行与分派上，很难有明确的区分，例如，多数监护工被要求兼做家务，即使法律上视为不符契约内容的工作。因此，我在本书中统一用学界惯用的“家务劳工”（domestic worker）来统称两者。

台湾的历史并无长期的奴役传统，蓄奴也未曾成为普遍风俗，这是和大部分的劳工输入国不同之处。台湾人口在90年代移工与婚配移民大量移入之前，除了以华侨身分来就学与工作者，只有少数、短期的外籍技术移民。由于整体人口中的族群多元性有限，大量移工的引进因而触发大众的疑虑与偏见。台湾人如何看待这些肤色较深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负责在亲密家庭中照顾老人与小孩的家务移工？这个问题引领本书探讨在国家管制与大众论述的两个层面上，家务移工是如何被建构为种族的他者：台湾政府对于移工的管制严苛，包括禁止更换雇主以及永久居留等。而大众论述经常用冲突的刻板形象来刻画东南亚移民：她们要不是犯法又野蛮的“恐怖份子”，要不就是生来顺从的“理想佣人”，天生适合做肮脏低贱的工作。台湾的个案也揭露亚洲新富国家在族群阶层、性别关系与家庭模式等面向上的转变。90年代以降，雇用外佣的台湾雇主有很高的比例是“第一代雇主”，意指他们的父母辈并没有在家里雇用佣人的经验，这些雇主在成长过程中也少由全职的保母带大（而是由母亲、祖母或其它亲戚照顾）。这些我称之为“新富雇主”的青壮年中产阶级，映现了台湾社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代间向上流动的阶级形构的侧影。奠基于代间流动的新富雇主现象，也出现于其它的亚洲新兴国家。Christine Chin（1998）便指出，雇用外佣是马来西亚雇主作为新中产阶级的身分标记。在香港和新加坡，雇用外佣则几乎已成为双薪中产阶级家庭的必要服务，在针对该阶层销售的公寓的蓝图设计中，都可以看到佣人房的必备设计。

许多台湾雇主也是第一代的职业妇女。她们的母亲或婆婆在结婚或生了第一个孩子后辞掉工作，专心做个家庭主妇，但女儿及媳妇则向往另一种生活。约束当代台湾中产阶级女性的性别规范，不再局限于贤妻良母，也铭刻了性别平等、夫妻平权与追求工作成就等理想价值。这些困于旧模范与新价值之间的新一代职业妇女，解决蜡烛两头烧的途径，是寻求家务、托育及服侍公婆等责任的市场外包，新引进的家务移工尤其成为她们仰赖的劳动力来源。纵然如此，职业妇女仍持续要心力交瘁地和母职、持家、孝道等文化意识形态讨价还价。

与分别来自第一世界及第三世界的雇佣组合相比，全球南方的家务移工雇佣关系中的劳资地位差距较为暧昧模糊。就此层面而言，台湾新富雇主与向下流动的菲律宾女性移工的相遇，特别具备重要的理论意涵。例如，有位匈牙利移工曾扼要地形容她与加拿大雇主的关系：“他们认为妳就像妳的英文一样笨。”（England and Stiell 1997）。但我田野中一位大学毕业的菲籍家务移工却如此描述她的台湾雇主：“她们比较有钱，但我说的英语比较好！”

菲籍的女性家务移工因为教育程度较高且具备英语优势，一直是全球移工市场的优势来源，具备大学学历的菲律宾中产阶级在国外从事女佣、看护的工作并不罕见。这样的现象引发几个社会学谜题：当这些菲籍移工在地主国从事的是女佣这份被社会污名化的工作，她们要如何确保自己能够向上流动？当台湾雇主的英语发音或文法被菲律宾女佣纠正时，他们该如何巩固自己身为雇主的阶层地位？家庭又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微观政治场域，让雇主与移工同时在其中确认与挑战彼此的差异与不平等？

印度尼西亚的女性家务移工虽较晚进入全球的迁移流动之列，但在台湾、新加坡、香港等亚洲地区，她们的人数直逼甚至超越菲籍移工。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个转变？这样的转变又与家务移工的种族化形象（例如，“聪明而搞怪”的菲佣相对于“愚笨但顺从”的印佣）有何关联？这是待解的另一个谜题。在本书中，我将藉由比较菲律宾与印度尼西亚家务移工的工作分派、论述再现及劳动条件，来检视阶层化的种族他者如何被建构。

本书聚焦于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的相遇，并藉此检视人们如何跨越国族与社会界线来认同自身与“他者”。我并将以“画界工作”（boundary work）这个理论视角来连结巨观的结构力量与微观的人际互动。社会界线的建构区隔出“我们”与“他们”的差别，这样的画界工作不仅发生在公民身分与国界管控等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雇主与移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协商与象征斗争，也是形塑社会界线的重要场域。以下，我将先分享本书的研究过程与亲身田野经验，然后铺陈本书植基的理论脉络。对于学术文献较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理论部分，直接进入章节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