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一段时间，估计是上级发现运动有些扩大化，有不实事求是的作法，进行了干预和纠正，这样，对我们的管制便松了些，待遇也有所改善。我们在一起时，也可以互相聊上几句。一个多月后，又在这里开办了个"忠诚老实交待问题"的学习班。审查结果，证明我没有什么"罪行"，才获得自由，可以上街。

当我回学院去领每月30元的生活费时，发现关节很痛，上下楼很困难，坐也坐不下去。我坐三轮车去医院，下不了车，是三轮车工人扶我进医院的。医生照片、查血后，问我："能不能住院？"我点点头。医院用担架抬我进病房。我才知道，在被关押在什刹海辅仁大学期间，因住在积水的房间里，成天在水里趟来趟去，门又不遮风，造成风湿性关节炎。我从七、八月份入医院，住到过年时才回家养息。又过了半年，才能迈步走路。

著名漫画家沈同衡先生在"三反"中的经历，也颇具代表性。

沈同衡三四十年代即活跃在上海、重庆、香港等地，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家。解放后，沈同衡被分配到上海市文联工作，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三反"运动开始后，刚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市文联，虽属于所谓的"清水衙门"，但也不能例外，同样按照上级的部署，成立了运动领导小组。上海市文联开展运动的步骤同其他单位一样，照例是领导带头、逐步深入。上海市文联首届党组书记和主席由夏衍兼任，实际负责日常工作的是秘书长陈白尘和副秘书长刘北汜、张白山。运动一开始，文联机关内部就有人提出：文联工作整天忙于红白喜事、迎来送往和观摩演出，不干正经工作，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有人为此还私下编了一句顺口溜：文联的工作是不三（张白山）不四（刘北汜）不成（陈白尘）"。此时，陈白尘已奉命上调北京担任中国文联秘书长。但是，上海市文联群众反映强烈，在当时的形势下，政治运动高于一切。所以陈白尘马上被召回上海，参加上海市文联的"三反"运动，并在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作检查。

陈白尘在检查时，诚恳地回顾了自己在旧社会、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艰难岁月所经历的苦难。他特意提到一件事，抗战胜利时身在重庆，急于想回上海，但是苦于没有钱买飞机票，不能成行，只好改乘轮船，可当时穷困到身上只剩下够买到武汉的船票钱，到了武汉只好暂时住在朋友家中。幸好这时上海正在演出他的话剧《升官图》，他写信到上海要求剧团把《升官图》的演出费寄到武汉，才得以回来。陈白尘由此联系到解放后自己主持文联工作时，在日常办公经费的使用和迎来送往的招待中所犯的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错误，深感自己忘了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