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留学期间，与韦莲司女士交往过程中，据以上资料来看，是有过一段暧昧的关系，但他们终未形成三角恋爱关系，可以说是“发乎情、止乎礼”。这一点也可从他后来在1921年与高梦旦的对话中得到证明。高赞扬胡与冬秀的婚事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胡答对说：“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又说：“我不过心里不忍伤几个人的心罢了。”可见思想上是有斗争的。然而，胡适毕竟是自幼受传统教育很深的人，母命难违，所以他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就是他对待家庭、婚姻、朋友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他的朋友很多。在留学时经常往来的有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张奚若、张慰慈等；女朋友除韦莲司女士外，与廋琴女士、陈衡哲女士等都很要好。胡适提倡文学革命、试作白话诗，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给了帮助。但梅光迪反对白话文最力，他曾劝胡适“不要用新潮流去哄国人”。胡适回答他说：“法国革命始于‘作诗如作文’”。表示了决不后退的奋斗精神，并指出使用白话文的深远意义。任、杨等人，虽然反对过他，但后来态度有变化，与他作白话诗，互相唱和，事实上给他许多帮助。他与陈衡哲女士认识较晚，此前虽未见面，但见解较一致，积极支持他的文学革命主张，所以通信很多。他们1916年同为《留美学生季报》编辑，1917年胡任主编，陈为编辑之一(15人中排第一名)。第一期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及多篇诗文。陈刊出白话小说《平和与争战》。第二期上，陈又发表白话小说《一日》，诗《寒月》、《西风》两首及《记某军官之言》等诗文。在我国文学史上，作白话文小说，她算是较早的一位。之前，她翻译外国小说，还是用文言文哩!显然她作白话文是受了胡适的影响，可见他们这时在“文学革命”的旗帜下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这种友谊当然是很珍贵的。所以胡适在未见面前短短5个月的时间里，竟向她写了40多封信，这是可以理解的。胡适在总结自己的文学生涯时说，“若无叔永、杏佛，定无《去国集》。若无叔永、觐庄，定无《尝试集》。”又说，“回首四年来，积诗可百首。‘烟士披里纯’，大半出吾友。”由此可见，胡适在文学事业上的成就，是与其朋友的切磋问难分不开的。当初谁也没想到他们讨论白话文，试作白话诗竟会在中国文化史上开创了新文学革命的新篇章。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有贡献的，值得纪念。

1917年5月22日，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的最后考试，论文题目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于是结束了7年的留学生活。之前陈独秀来信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既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将虚位以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没有等拿到博士文凭，毅然决然，决定回国。在一首“将归之诗”里，他说：

“此身非吾有：

一半属父母，

一半属朋友。

便即此一念，

足鞭策吾后。

今当重归来，

为国效奔走。”

以此来表达自己回国的心愿及那时的思想情绪。行前胡适曾拜访杜威教授，杜威嘱咐他说，今后有关于远东时局的言论，可以寄来，当代为找地方发表，表示十分关切，为此他十分感激!随后胡适于1917年6月9日离开纽约，即到绮色佳，与康奈尔大学的师友们辞行。时住韦莲司女士家。他说：“在绮五日，殊难别去，韦夫人与韦女士见待如家人骨肉，尤难为别。”(见留学日记)14日离绮色佳，经加拿大乘船过日本，与张慰慈同行回国；张为胡适在上海澄衷读书时的老同学，1912年来美，后在埃阿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得博士学位。舟中无事，一天胡适在日记中节录了国内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社员柳亚子寄杨杏佛信一则。其中有批评胡适的白话诗的话，略谓“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又说：“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胡在节录了上述言论后，反驳说：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从上所述，可见当时一些较进步的诗人，对白话文作诗也是持有异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