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纽约的真实故事。

1940年11月16日，纽约爱迪生公司大楼的窗沿上发现一只工具箱。打开一看，里面装着一根黄铜管，管里塞满了炸药，管外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爱迪生公司的骗子们，这是给你们的炸弹。

Ｆ.Ｐ.

炸弹没有爆炸，几星期后，在爱迪生总公司，又发现一颗土炸弹，它是一只塞满炸药的短统羊毛袜，罪犯留下了同样的纸条。

是谁与爱迪生公司过不去？公司保卫部门查阅它所设立的“公安卡”，发现对公司发出过怨言的人有好几千，从何查起？他们认为，这也许只是想吓唬一下爱迪生公司吧？调查到此为止，也没有对外声张。

1941年，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这件无头案就搁了下来，一拖就是十年。

十年以后，1950年圣诞节的前几天，《纽约先驱论坛报》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发自韦斯特切斯特县，字迹清秀，字体个个大写，上面写道：

我是个病人，而且正在为这个病而怨恨爱迪生公司，该公司一定会为其卑鄙罪行而后悔的。不久，我还要把炸弹放在剧院的座位上，谨此通告。

Ｆ.Ｐ.

在以后的几年中，警察局和“Ｆ.Ｐ.”那清秀的字体结下了不解之缘。

“Ｆ.Ｐ.”的炸弹越造越熟练，之前八颗土炸弹只爆炸了两个。而后来的四颗都爆炸了。1955年，“Ｆ.Ｐ.”加快速度，放了52颗炸弹，炸响了30颗。报纸开始广泛报道他的“成就”，公众也对他感到严重不安，人们把他称为“炸弹狂”。而他却变本加厉，投寄给报社的匿名信中，措辞日益激烈。

一天，“Ｆ.Ｐ.”的土炸弹炸死了一个人。社会舆论和市政当局一致表示，一定要把这个“炸弹狂”挖出来。

芬内是纽约警察局的侦探长，他绞尽脑汁也无法找到线索，于是他决定去请教研究刑事犯罪的心理分析家布鲁塞尔博士。

一天下午，芬内探长带领手下的两名侦探，挟着炸弹狂一案的全部宗卷，去布鲁塞尔博士家求教。芬内带来的全部宗卷中，唯一有用的只是那“炸弹狂”的几封信，以及几颗由他制造的炸弹的照片和一些炸弹的弹片。要据此做出结论，显然是很不够的。但是，博士凭着他对心理分析法的深刻理解和熟练运用，竟滔滔不绝地谈了四小时。事实证明，这一次谈话给心理分析方法开创了新局面，成为犯罪行为分析史上的划时代事件。

布鲁塞尔注视着那几颗没有爆炸的炸弹照片，当着侦探们的面提出第一个假设：可以肯定“Ｆ.Ｐ.”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因为，以前造炸弹或放炸弹的都是男人，无一例外。

博士接着说下去：“毫无疑问，这个人之所以对爱迪生公司抱有偏见，是他认为爱迪生公司害得他生病。渐渐地，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和他过不去，这是他行为失常的来由。一个人一旦为这种思想所纠缠，就变成了‘偏执狂’。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偏执狂的发展是缓慢的，但一过35岁之后，便发展得不可收拾了。那个‘Ｆ.Ｐ.’放炸弹已有16年的历史，年龄应该在50岁以上，这是第二个可能性。

“偏执狂都非常爱护他们自己。当他们有所行动时，总认为这是在‘自卫’。他们从不承认自己有缺点，而把遇到的麻烦都归罪于别人，尤其是某个大组织，在这个案例中就是爱迪生公司。由此产生了第三个可能性：爱迪生公司对那个‘Ｆ.Ｐ.’也许有过不适当的处置，以致遭到他的报复，所以，他的出发点也许无可非议。

“从他的清秀字迹来看，他受过良好的教育。这是第四点。

“这种人很要面子，他平时行为检点，不做任何在他认为是有失体面的事。因此，他很少可能会在公安卡上留下记载，更不大到过精神病院或收容所，因为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所以，人们是难于从这些档案去发现他的。”

看着侦探们大失所望的神色，博士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心理学可以帮你们的忙。据德国一位精神病医生统计，偏执狂患者有85％属于运动员体型。诸位先生，我据此得出第五个可能性：这个‘Ｆ.Ｐ.’不胖不瘦，中等身材，体格匀称。”

布鲁塞尔拿起那几封信，继续说下去：“从这清秀的笔迹、干净的信纸上我得出的第六个可能性是，此人工作质量一定是好的，由此推论他是个遵守时间、兢兢业业的模范职员，直到他遭到所谓的‘卑鄙罪行’前，他一直是这样工作的。

“说到‘卑鄙罪行’，这种措辞很不够美国味，倒有点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和英国夸张小说里的语言。‘Ｆ.Ｐ.’笔下的‘爱迪生公司’写成Society of Edison，而美国人不这么写，他们写的‘爱迪生公司’是Consolidated Edison的缩语Cons.Ed。不管怎样，这个人不是纯粹的美国血统，也许他就住在外国人的社区里。这是第七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