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去听胡适的课，对胡适的讲课作一评价，看是不是应该把胡适赶走。傅斯年认真旁听了几次课以后，颇感满意，他告诉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1］傅斯年竟一言九鼎，平息了一场将起的风波，使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站稳了脚跟。从此开始，胡适与傅斯年开始交往，交往中，胡适对傅斯年的学识很是佩服。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他初进北大教学，加倍用功，因为发现学生中有的学问比他好，这就是指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傅斯年素有求精求博的学风，他听胡适等新学者讲课，阅读《新青年》杂志后，思想受到震动，与胡适关系日趋密切。他和罗家伦等人起初旁听胡适的课，后来又经常于课后去胡适家请教问题。当时胡适仅26岁，家眷又不在北京，为人和气，没有架子，和青年学生共同语言甚多。起初，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客客气气的请教受益”，时间一长，相互熟悉了，师生之间的隔阂消失，胡适的家便成为这批青年“讨论争辩肆言无忌的地方”。顾颉刚曾回忆说：“傅斯年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黄侃教授的高足，而黄侃则是北大里有力的守旧派，一向为了《新青年》派提倡白话文而引起他的痛骂的，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进了胡适的路子上去，后来竟办起《新潮》来，成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2］除受胡适影响以外，通过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关于思想解放，批判传统学风，提倡民主、科学的思想也给傅斯年以积极深刻的影响。同时，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启发下，开始从传统国学的樊笼中挣脱，还得益于阅读西方书籍。北大预科重视外语，傅斯年经过三年的认真学习，外语程度有了很大提高，于是开始阅读外文原版书，从中汲取新知识。罗家伦在记述他们如饥似渴阅读外文书时的情况说：我们在办《新潮》以前和办《新潮》的时候，有一件共同的嗜好，就是看外国书。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外汇非常便宜，所以我们每人每月都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买几本新书，而丸善又非常内行，知道我们的味口，于是凡是新到了这类书，常常用“代金引便”(即向邮局付款提书)的办法寄来，弄到我们几个手上零用钱都被他吸光了，有时眼见要看的书到了而无钱去取，只得唉声叹气。我们常是交换书看，因此增加了许多共同的兴趣和见解。从傅斯年当时写的文章来看，他读了许多西方的名著，如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及其关于社会革命的学说等。他开始用西方学说中的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认识社会，从国学大师的高足一跃而成为文学革命的斗士，正如他的同学所评论的：“孟真有徘徊歧路的资格，可是有革命性，有近代头脑的孟真，决不徘徊歧路，竟一跃而投身文学革命的阵营了。以后文学革命的旗帜，因得孟真而大张。”［1］傅斯年投身文学革命阵营，充分发挥了他的文学和组织才能，他开始撰写文学革命的文章，起初多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后来又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以《新潮》为阵地，撰写了大量关于文学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文章。《新潮》与《新青年》相呼应，成为文学革命的重要刊物之一。

［1］　胡适：《傅孟真先生的思想》，《傅孟真传记资料》（三），（台），天一出版社1981年版，第73页。

［2］　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国哲学》第2辑，第332页。

［1］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