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在《旨趣书》中还主张，要通过学术的研究和批判，杜绝社会与学术界谬种流传。他论述说：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径途，尽力研求，喻之于众。傅斯年想在《新潮》杂志开设“出版界”和“故书新评”两个栏目，通过讨论和评价以往书籍、介绍读书方法来批判传统学术弊端，引导青年学生与传统学术断绝关系，走上新学术之路。应该说，这在当时社会状况下是困难的，他认识到了这种困难，所以他定了以十年为期，走一个渐变的路子，逐步收到效果。“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傅斯年的《旨趣书》系统论述了《新潮》杂志的宗旨，明确阐述了杂志的目标、所要承担的责任。事实上，《新潮》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但其影响确实超过了同时的一般刊物，发行第一期就复印三版，发行量在一万三千份，以后一直在一万五千份左右。

《新潮》与《新青年》有许多相同点，它们不局限于思想文化范围，主体是关注社会，研究和讨论“社会因革之方”。傅斯年在《旨趣书》中已经阐述的相当明确，罗家伦后来进一步总结说：“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意想….…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自决。”［1］罗家伦和傅斯年都强调了《新潮》杂志对人和社会的关注与研究。如果系统研究傅斯年这个时期所发文章研究的重点，更能发现这个问题。

傅斯年在《新潮》发表的文章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前五期他发表关于人与社会方面的文章最多，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约35篇，其中约12篇是论述人与社会方面的文章，可以看作傅斯年早期社会政治思想的系统阐述。这里分两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1）关于人性与人生观的论述。傅斯年在《人生问题发端》中系统论述了人性与人生观问题。人是社会的细胞，是研究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基础，所以讨论人性、人生观是讨论社会诸种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傅斯年在文章的开始就强调：“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如果“不曾解决了它，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傅斯年在系统论述此问题以前，将中外古今关于人生观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和介绍。西方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哲学界、生物学界和社会学界。具体说来，达尔文、斯宾塞、孔德、哲(詹)姆士、尼采等人曾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人生观进行阐述，最后形成生物学派和实际主义学派两大流派。两派的主要区别是：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至于具体的观念都比较抽象，难于一一分析，亦不是此文研究的重点，故略而不论。

［1］　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傅孟真传记资料》（一），（台）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9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