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社会应该是有机体的社会，是由有能力、负责任的社会成员组成的，当时的中国只有群众，而群众是许多如同散沙的个人组成的，并不是有机体的社会。他对此解释说：“但所谓无中生有的造社会，看起来好像一句很奇怪的话。我须加以解说。请问中国有不有社会？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糟到这个样子。中国只有个人，有一堆的人，而无社会，无有组织的社会（去年《新潮》一卷二号里，我有一篇文，论这件事）［1］。所以到现在不论什么事，都觉得无从办起。”傅斯年在这里对社会的认识相当明确，他理想的社会与现时的社会有着很大的差距。他理想的社会是有组织的社会，成员有较高素质，有责任心，对国家、民族能尽义务，有担当。他对此也进行了概括：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傅斯年在文中也分析了造成中国社会现状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社会现状的形成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原因，即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延续的结果。长期的封建君主专制造成臣民的依附性，每个社会成员都没有独立的人格和主体意识，更没有社会的责任心。傅斯年对此叙述说：“但中国今日何以竟成没有社会的状态?难道中国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组织力的民族吗？我们就历史上看起，这也有个缘故。当年中国政治的组织，中心于专制的朝廷；而文化的组织，中心于科举，一切社会都受这两件事的支配。在这两件事下面，组织力只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专制是和社会力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科举更可使人在思想上不为组织力的要求，也不能为组织力的要求，所以造成现在这个一团散沙的状态。我们请想想这个状态，真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改他是难的。”［2］傅斯年认识到专制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社会改革存在许多困难，但他明确表示，绝不能因为困难而不进行改革。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3］从傅斯年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发展个人、改造社会看成青年事业的两个方面：改造自己，提高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是造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无中生有地造社会”，是青年们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他本人亦为之奋斗了一生。

［1］　指《社会——群众》，原发表于《新潮》第1卷第2号，后收入《傅斯年全集》第1卷，第151～153页。

［2］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

［3］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