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学方法上，傅斯年力斥中国传统的冬烘先生式的陈腐说教，摒弃一般国学大师那样的高头讲章，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方法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方面，力求将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学生做到两个方面：其一，阅读原始资料。他讲《中国文学史》课时告诉学生，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看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看重原书”［1］。只要能够细心地读一部古籍，就比读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要好。他告诫学生不可把读教师的讲义代替读专门的古籍资料，恰恰相反，教师讲义的作用只是用来刺激学生读原始资料。其二，学会思考问题。他说：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诸君以结论，乃赠诸君以问题，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毫无定见样的，这正因为我们不便“今日适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随时推端引绪，证实证虚。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而愿工作，以求解决，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2］

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傅斯年也提出了很有价值的看法。他说，现在凡是“一切在水平线上的国家”，无不“以大学为他的社会生命上一个重要机关”，主要原因在于：（1）在近代社会中，一个有用的人才，必须掌握一定的知识，这样的知识不是每个人都能在社会上学得到的，在没有走向社会之前就应进行系统的学习。（2）在近代社会中，一个工作有成效的人，必须有良好的品性，这也不是在社会上能够自然养成的，须先在学校这样一个“健康的自由的环境”中获得。（3）在近代社会里，人们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故须有“专门的技能”，“大学正为训练这种技能而设。”［3］

在傅斯年看来，高等学校的功能不仅仅在于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它要培养学生的品德和技能；教师要指导学生阅读原始资料，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启发学生提出问题、思考问题，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素质和能力的目的。傅斯年在上个世纪前期就提出了这样的高校教学原则和学生培养目标，其远见卓识的确让人叹服。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提倡这样的原则和目标，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其效果至今仍不尽如人意。重新审视教育先贤们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的工作大有裨益。

1927年初，中山大学聘得鲁迅、施存统、许德珩、容肇祖等知名学者。为了充实文学院师资队伍，傅斯年又延聘吴梅、丁山、罗常培、顾颉刚等人前来任教。他还与朱家骅筹划“一齐聘北大文理等科之良教授来此”，使他们既可免受军阀政府之压迫，又可开中山大学之风气。他们派人去请马叔平、李玄伯、丁山、魏建功、刘半农、周作人、李圣章、徐旭生、李润章等人，同时筹集了三万元资金，准备给北大贫寒学生提供“贷金”，“请一切被压迫之同学来。”［4］

由于傅斯年的努力，北方学者南下任教者甚多，其中何思源、赵元任、罗常培、汪敬熙、杨振声等，都是留学归国的知名学者，他们既熟翻中国传统文化，又系统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理论和方法。傅斯年选聘教师，不重资历而重实学，且遵循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原则，既聘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新派学者”，也聘对于国学有造诣的“耆旧宿儒”。1927年冬，吴梅告假返里，处理家务，旋因交通困难，不便回校，乃辞去教职。次年暑假，傅斯年亲自赶赴上海，欲聘请当代词宗朱祖谋来文学院任教。当时朱氏年事已高，不便登台讲课，感此盛情，乃转荐广东新会人陈询以自代。陈氏于词作方面造诣颇深，素为朱氏所推重，然年近六旬，穷老乡里，不为世人所知。傅斯年破格聘用，遂使陈氏入主堂堂大学之讲台，学界一时传为佳话。

［1］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一册，（台）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1页。

［2］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傅斯年全集》第一册，（台）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5页。

［3］　《中山大学民国十七年毕业同学录序》，《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86页。

［4］　傅斯年：《致李石曾吴稚辉书》，《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