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史语所迁至昆明，这时红格晒蓝本《明实录》与广言馆本已对校完毕，为尽快公布校勘成果，傅斯年决定将《明实录》校勘本送香港刊印。他亲自审阅校勘结果，杀青定稿，在底本上写批语，作标记。遇有异文，便用“△”标出，打算双行排在正文下边。凡须提行顶格排印者，则以“：”标出。他嫌校语冗长，不便阅读，遂用红笔直接改正红格晒蓝本误字，而将原来的校语略去。有的地方有必要保留校语，便用红笔批示：“此条存”。有些异文难以决断孰是孰非，便批一“查”字，由王崇武查阅各本，再作校注。傅斯年亲自校勘了《太祖实录》36卷，这虽然只占整个《明实录》的一小部分，但此筚路蓝缕之举，意义重大，功绩不可埋没。

史语所迁到台湾后，《明实录》的校勘工作一度中断，至50年代中期恢复，60年代初最终完成并付梓印行。

此外，在傅斯年寻求新材料的学术思想指导下，史语所陆续购入上自先秦，下至民国的金石拓片25000多张，33800多卷。其中多属张钫、刘体智、柯昌泗及北平翰茂斋旧藏，而以柯氏所藏最为精要。这些拓片不少为史语所独家收藏，乃史料价值颇高的稀世珍品。其中仅唐代墓志铭就有3000余张，为探讨唐代人物与社会结构之重要史料。史语所藏有民国初年刘复为研究民间文艺而征集的俗曲本子及史语所建立后陆续在各地搜集的曲本，也是一种颇有特色的新史料。史语所的学者们对于敦煌卷子的搜求与整理，对汉魏竹简特别是居延汉简的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二）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

考古组把田野考古发掘作为工作的重点。傅斯年之所以在历史语言研究所中设立考古组，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科学考古所获得的资料，是直接的史料、最可靠的史料。他说：古代历史，多靠古物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我国自宋以来，就有考古学的事情发生，但是没有应用到历史上去。

中国古史时期，多相信《尚书》、《左传》等书，但后来对于《尚书》、《左传》亦发生怀疑，不可信处很多很多。于是不能不靠古物去推证。中国最早出土的东西，要算是钟鼎彝器了。周朝钟鼎文和商代彝器上所刻的文字去纠正古史的错误，可以显明在研究古代史，舍从考古学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1］

中国的考古学起源甚早，宋代就有所谓金石学，用古器物铭文印证历史文献。甲骨文字发现以后，王国维将它应用于历史研究，贡献很大。傅斯年认为，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家使用的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他们只以文字为研究的对象，认为没有文字的器物无法用来印证史事，只被当作古董看待。而且他们搜集古器物，都是随便购买来的，难以断定其时代，不便用来研究历史。科学考古使用的是一种新方法，它是用科学的手段发掘古器物，所以容易判定古物的年代，它不仅重视有文字的古物，对于无文字的古物也同等重视。今天看来，傅斯年所谈的不过是些常识性的东西，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了解这些常识的人并不多。而且，以学术机关的名义发布这样的常识，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史语所成立之前，中国虽然有过许多次田野考古发掘，但那大都是外国人主持的，中国学者掌握科学考古理论及技能者甚少，更没有建立起从事科学考古的学术机构。傅斯年旅欧期间，接受了西方现代考古的理论和方法，回国后目睹中国考古资料外流的现状，马上提出要到民间搜求材料，到各地搞考古发掘。但是田野考古一般规模较大，以一人之力、数人之力实难担当，所以他在筹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决心建立一个中国人自己的科学考古组织，发展中国的考古事业。他把田野考古的目标首先投向了安阳殷墟。因为自1899年甲骨文字被发现以后，许多古董商来到安阳，他们除多方搜求外，且每每聚众挖掘，以至许多古器物被毁，地层分布遭到严重破坏，如果不抓紧进行科学考古发掘，殷墟不久即成为真正的废墟。而且当时欧美日本的一些考古学家、古史学家也注目殷墟，插手其间，收买甲骨片、古器物，致使数以千万计的甲骨片、古器物流向海外。所以，对安阳殷墟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未待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傅斯年便开始进行了殷墟考古的准备工作。1928年8月，他派董作宾去安阳，了解甲骨出土的情况。董作宾从当地农民手里买得部分甲骨片，又作了实地勘察，从而断定此地区仍有甲骨片及古器物埋藏，有继续发掘的价值。他回广州向傅斯年汇报了情况，傅斯年当即作出决定，派董作宾再次返回安阳，进行试探性发掘。

［1］　《考古学的新方法》，《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