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白天忙于工作见不着子女，晚上无论工作到多晚，一回到家，都要先去看望孩子们。看看有谁把被子踢开了，他轻轻盖好被子后，才能安心地去睡下。爸爸常说：“打被子容易感冒。”安徽口音把“踢”字说成“打”，爸爸和妈妈为了这四个晚上睡觉总爱“打”被子的孩子们想出一个办法，在被头的两边各缝上一对小带子，睡觉时系上，既可以保护双肩不露出来又可以防止“打被子”。但是，当孩子们长大一些后，力气大得可以把紧系着的带子也给“打”断了。还是爸爸亲自查铺的办法最好。

家中有一只从海南岛带来的小猴子，工作人员在草坪立了一根竹杆供它上窜下跳。说猴子的屁股坐不住，一点也没错，它连一刻都不消停。爸爸也喜欢小猴子，有空就来看看它。这只猴子欺负女士，一见着就龇牙咧嘴凶相毕露，我总是离它远远的。一天午饭后，我陪着爸爸到院子里走走，和他一起观看淘气的猴子爬竹杆。小猴子灵活利索地窜上爬下，还在草地上翻跟头，爸爸看了哈哈大笑。小猴子跳上我的肩头，吓得我心惊肉跳。大家忙说：“别害怕，它这是在跟你表示友好呢。”忽然，它在我的右臂上咬了一口，我惊叫一声，翻开衣袖一看，被它咬出了血痕。如果不是穿着毛衣，我会被它咬得更惨。爸爸生气了，马上决定把小猴子送给上海西郊公园的动物园，大家跟小猴子说再见。后来小弟随学校去春游，在西郊公园动物园的猴山还见到过它。

爸爸喜欢孩子，还喜欢买玩具。他为了给正在生病住院的我，买一只眼睛会动的洋娃娃，在烈日炎炎夏天的中午，跑遍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他去北京开会，给孩子们带回来一只会爬杆的玩具猴和会低头喝水的玩具小鸭子，他看中在中苏友好大厦展卖的那种上足了发条便会动作起来的日本玩具，给我买了一只边走边会喵喵叫的小黄猫，给五四买了一只一走一摇的小棕熊，给小弟买了一只会打镲的小猴子。看着孩子们高兴，爸爸高兴，妈妈也高兴。

妈妈为了负担我们全家以及十几位亲戚的生活与读书的费用，必须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每月发工资那一天，妈妈就在书桌上铺张报纸，把她和爸爸的工资分成了一份又一份，摊满一桌子。有我们家的房租水电费、伙食费、爸爸的香烟费、孩子们的学杂费、孩子们的公费医疗费、保姆的工资，有每月都要给亲戚们寄去的生活费或急需的医药费，有要给亲戚的孩子们交的学费、放假探家的路费，等等。分配完毕之后，爸爸妈妈的工资所剩无几。

受资助者中，四人读完大学，五人在中等专科学校毕业，他(她)们如今都生活美满。

那时，我们随妈妈去南京路、淮海路买东西，只留心价廉物美的商品。而且尽量物尽其用，不大手大脚，不挥霍，不浪费。这些家庭传统留存至今。我们四个孩子穿的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大的穿不下了小的接着穿。妈妈常说的一句话是： 笑破不笑补。因此，我们家的四个孩子，都能坦然地穿着虽然打了补丁，却干净整齐的衣服上学去。

妈妈要求女孩子们，把头发梳的整整齐齐才可以走出家门，她时常亲手为我们梳理小辫子。她自己也是衣着齐整，干净利索，头发一丝不乱。满族人就是讲礼仪、重规矩。

1957年上海的夏天闷热难当。晚饭后坐在小阳台上望着一动也不动的树叶，更加燥热了。天色完全暗了下来，还是没有一丝风。忽见爸爸的那辆老式黑色别克轿车开了回来。是警卫员秦尚荷叔叔，他说：“首长派我来接你们去友谊电影院看戏。”

妈妈说： “都八点钟了，不去了吧。”妈妈从不参与爸爸的工作，更不喜欢出头露面。

秦叔叔坚持：“首长说了，一定要请你带六六去看戏。”他就是不说，毛主席也去看戏。

妈妈常对我说：“你爸爸的嘴太严。”爸爸说话一贯谨慎，在家里从不谈论工作，从不议论上级、同事与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从不告诉家人。

友谊电影院位于中苏友好大厦北侧。我和妈妈在冷气开放的剧场的右侧边就座，神奇华丽的顶灯在进行灯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红忽蓝、绚丽多姿。显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后面的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全场观众们都起立热烈地鼓掌。

我看清与爸爸并肩步入剧场的、身材同样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这是在我记忆中的首次见到毛主席。从小就会唱：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场观众激动的气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灯光转暗，戏要开演了。秦叔叔走来说，爸爸要找我过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见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便微笑地说： “给毛伯伯行礼。”

我轻声说： “毛伯伯好！”并向他行礼。

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问： “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么戏，一无所知。事隔十几年后，遇到市委招待处的一位职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说大家当时谁也不在看戏，一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连我去向毛主席问候那一小会儿功夫的事也看在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