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1949年至1952年10月，先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在第一书记李先念伯伯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之后又曾任中共中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地区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1957年6月，父亲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那时，我刚准备要上小学。和许许多多有相似家庭背景的孩子一样，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我，对父亲的印象一是忙碌、二是严肃。

父亲的忙碌简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我根本不记得他是否带我们去过公园、动物园。就是我大一些了，看电影、看球赛、游泳也不过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记得在南宁时，我们家住的是当年新桂系元老、解放前曾任广西省主席的俞作柏的老房子。那是一栋旧式的两层小楼，白墙黑瓦。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潮湿多雨。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我独自去开灯，不料，老旧的扳动式开关漏电， 一下子就把我打倒在地，半天都不会动弹，最后还是我自己缓过劲儿来，慢慢爬起来的。回想那一刻，我是多么盼望父亲、母亲哪怕有一个人，能够奇迹般地出现在自己眼前啊！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似乎从来没有把父亲看成是什么大官。他只不过就是自己的父亲而已。记得我十二三岁那年，父亲和中南局第二书记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叔叔，同车从黄河边的省委第三招待所回郑州市里，我坐在车子的前排。突然听见王叔叔放了一个很响的屁，我乐得够戗。心里暗暗称奇“这么大的干部咋还这样呢？！”要是换了父亲，我肯定没有任何诧异的感觉。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父亲对我三次重重的责打：第一次是因为我四五岁时，赖在家里不愿意去幼儿园。这次挨打让我开始朦胧懂得，人有时必须要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第二次是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在省委机关大院门口进出时，就学着好多大人的样子，单脚点地而没有按照规定双脚着地下车。这次挨打让我逐渐明白了作为干部子弟，年纪小也应该做得不比别人差才行。

第三次，则让我事后过了好久好久，才理解到父亲的为官不易，而且做他的孩子也同样不易。那是在1964年的暑假，我因为开刀割除扁桃腺怕疼，就从医院逃跑回了家，结果父亲知道后，无名怒火三千丈，用木棍狠狠地揍了我一顿。从此，我好长时间都躲着他，看见他大气也不敢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由。原来在7月间，负责主持“四清”运动的中央领导人在视察全国各省市的过程中来到郑州，他认为许多“地方领导干部在‘四清’运动中，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力，必须大力纠正”。父亲的思想压力很大。后来，这位领导人还为此点名批评江苏省委的第一书记江渭清和父亲等人“不称职”。那时的父亲是左右为难、寝食不安。最后他肝炎复发，肝区疼痛难忍。于是我就莫名其妙地当了一回出气筒。好多年以后，母亲曾就此事与我长谈了一回，还代表父亲向我道了歉。

其实，已经长大的我那时候早已从更多的事情中，慢慢感悟到了父亲伟大、深沉而悠远的爱：

——我升入初中后，为了培养我对民族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兴趣，父亲亲自邀请他中学时代的同学（当时在郑州工学院任图书馆的管理员），请他利用假期给我补习古文知识。教材就是当时中华书局公开发行出版的《活页文选》。我喜欢读书的嗜好大约就是从那时起开始逐渐养成的。

——也正是从我上初一开始，父亲说服了母亲，让我到省委机关大食堂就餐。只有星期天，父亲和母亲才允许我回家和他们一道吃饭。每当父亲看着我吃饭时狼吞虎咽的样子，几乎总要说上一句：“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很多年后，母亲告诉我，私下里父亲非常心疼正在长身体的我。但是他和母亲始终都没有改变初衷。

——初二的暑假，为了使我体会农民生活的艰辛，父亲又亲自把我送到纪登奎叔叔“四清”蹲点的许昌市郊区菅庄。每日里天刚破晓，我就和农民的孩子一起拉着粪车，进了许昌城区，挨个公共厕所掏粪，一天两趟，风雨无阻。回村的途中和我们一起跳进河里游泳、洗澡，又解乏又好玩。晚上我们常常一块儿夹着小板凳到邻村看电影。电影结束了，我们就星星点灯、月亮带路地往回跑。有时他们还带我到菜地摘茄子、黄瓜、西红柿，教我用手搓巴搓巴，洗也不洗，就三口两口咽下了肚。一日三餐，乡亲们吃啥我吃啥，最香的就是把芝麻、干辣椒和盐巴一道碾碎了，当做菜下饭。发现苍蝇落到饭碗里，我也学他们的样子，挑出来往地上一甩，继续照吃不误。

这种“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暑期生活，虽然短暂，却不仅使我零距离接触到了真实的农村和农民，也使我依稀看到了父亲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影像，而且，给我即将经受的磨难提前作了最好的准备和铺垫。细想起来，这或许正是父亲为人父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