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进京后，组织关系、供给关系一直还留在河南，我们又都在郑州各自的单位上班。中央批准由父亲的老秘书王书庆和警卫员门长青两位同志在北京负责照料老两口的生活起居。后来，在当时河南省委个别人的决定下，他们二人被撤了回去，并很快地被分别调离省委办公厅和转业离开部队。在北京父亲和母亲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老保姆，平日里就是靠我们孩子们轮流请假，买米、买面、买油、买药……，运到北京来。我们不少热心的同事和朋友都曾帮助我们担任过这种运输任务。

那时的北京，居民日常供应还得凭本、凭票，而父亲和母亲连正式户口都没有，所以想吃块豆腐都买不着，更甭说肉禽鱼蛋了。是二姨等亲戚经常把自家的副食本和票证送来，才使窘境得以稍有改善。关于这些难处，好强的父亲和母亲从来不向组织和前来探望的老朋友们提一个字。

搬回北京后的几年里，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一次又一次的犯病，每次看病、住院都非常不易。父亲因为自己的病也日益严重，行动十分不便，可他又不愿意麻烦中央组织部车队的师傅们，所以难得去医院探望一下母亲。只是到了最后的那一次……

1981年的岁末，母亲因感冒转成肺炎，致使心脏病再次发作。因为她和父亲在北京都没有医疗关系，姐姐曾经找过有关部门，希望能够按照规定，先给母亲办个司局级干部看病的“蓝本”，但始终没有能够解决。对此，母亲却表现得异常平静和豁达，她只是自我解嘲地对姐姐说了一句话：“唉，我一辈子听党的话，从来不计较什么职务、待遇。真没想到，今天这个职务、待遇会（对我）这么重要！”

母亲被送到北京医院进行紧急抢救，她只能在急诊室的过道上，临时加床“排队”。后来，费尽周折才挤进一个十几位男、女病号混杂的大房间。

心中有不祥之兆的父亲坚持要到医院看望母亲。从门诊部的大门口到病房，过道不过只有短短几十米的距离，身患晚期肺心病和癌症的父亲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好不容易才挪到了母亲的病床前，自己却早已是上气不接下气。两位老人此时都只剩下双手紧攥、四目对视的气力了，二位老人惟有默默无言、长久静坐……

新年刚过，1982年的元月二号凌晨，入院不到一个星期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紧急关头，父亲让我们马上找来纸笔，颤抖着给李先念伯伯写了一封自称“不情之请”的求助信。父亲要为革命一生的老妻力争就医权利、生存权利而奋笔疾书。

父亲的短信全文如下：

先念同志：

陈舜英病情极重，现住北京医院南楼，虽说医生已尽了很大努力，但仍不够方便，有的同志建议能到北楼抢救一番，或可回天有术。事关制度，不情之请，请原谅。

此致

敬礼。

刘建勋

2日

父亲的这封信，我根本没有想到李先念伯伯会保留下来。李伯伯去世后，林阿姨在清理文件时发现了它。随后，林阿姨连原文带信封一块儿交给了我。她缓缓地对我说道：“要作为纪念，好好保存！”

林阿姨的话，我是决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