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父亲那时14岁，尚未成年；对方是一位年长他5岁、不识字的农家女子。这样的婚姻自然毫无感情可言，在那个大时代背景下结束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在抗日战争时代相识、相爱并结合的。这是我的父亲按照他个人的意愿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婚姻。父亲是一个胸怀磊落、感情专一的人，母亲有这样一位丈夫，是她一生最大的幸福。　

母亲原名云丽雯(云丽文)，她的家庭在绥远一带，多少可算作大族。她的祖父是大地主，封建而且顽固，然而他的女婿和儿子们，却先后都与共产党和抗日活动有了联系，从此这个家庭再无宁日。母亲的二叔云蒸在北大读书时，曾任李大钊的联络员；三叔云蔚黄埔军校毕业，在百灵庙抗日暴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她的姑夫孟纯参加过北京五四运动，是蒙古族早期共产党员之一。母亲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她后来投身革命，可以说起了很大的影响。　

母亲美丽纯真，但她最大的特点是极富正义感。父亲曾说她是“热血女儿”，我想是很有道理的。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绥远，母亲不愿在日伪学校读书，中断学业。当时日伪政权为了培养亡国奴，选送一批资质出众的女学生到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留学，有人劝说母亲去时，她拍案而起，举座皆惊。1939年，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奔赴延安，投身抗战，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雨和艰险的道路。　

母亲和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很奇特的：母亲等人在去延安的路上，由于和联系人失散，身无分文，一行人不得不沿路乞讨，对这些素来清高的学生来讲，确实是难堪又严峻的考验。一路上，他们数次遇到日伪军、国民党军队的盘查，都侥幸脱身。最后到了黄河边上，又一次被国民党军队截获，此时此地，意图已经十分明显，无可支吾了。很巧的是，父亲正从这里经过。当时他是抗日部队新编第三师的地下党负责人，一眼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开口便说：“这是新三师投亲的家属，不是去延安的，你们弄错了，快把人放了。”

初始，母亲看见一个国民党军官，更加戒备，后见此人如此爽快，大感意外。带路的地下党同志叫贾力更，原是苏联炮兵学院的高才生，是一位革命经验很丰富的同志，他自然会意，不容众人犹豫，立刻带着大家走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延安结婚的。此后50年之中，无论多么艰难危险的时刻，母亲一直伴随在我父亲的身边。我想，如果我的母亲不是一位坚决抗日、投身革命的青年，父亲不会爱上她；如果我的父亲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母亲也不会万里追随他。50年的岁月，红颜可以老去，黑发可以变白，但他们的感情始终如一。理想和信念的融洽，是他们爱情和家庭最坚实的基础。　

父母在解放前所生的子女，大都在战争年代夭折，仅存一子一女。我和妹妹是50年代出生。严酷而动荡的战争岁月，无疑给母亲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损害，而她伴随父亲度过的“文革”浩劫，使她并不健康的身体更为衰弱了。到了80年代，母亲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她还有一件极大的心愿未了：把父亲数十年在民族工作方面成功的经验写下来，作为一笔社会财富留给子孙。民族之间协调与融洽，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之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后来世界局势的动荡也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之前，中央也有几位同志建议，但当时父亲太忙，无暇顾及。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照光同志，编写《乌兰夫回忆录》、《乌兰夫文集》是在他多次敦请下开始的。后经中央批准，母亲主持“乌兰夫回忆录与文集编写组”的工作。她逐字阅稿，审核录音，力求真实和准确。父亲和同志们都劝她不要太着急了，她说：“我真怕我在哪一天突然躺倒了，不能再干了。”这句话不幸言中。1986年5月，母亲突然身患重病，而那本真正的《乌兰夫回忆录》终于没有完成和出版，这是母亲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事业和感情上，母亲奉献了一位女性所能奉献的所有真诚、牺牲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