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蒋梦麟文字功夫的夸奖，主要是根据蒋梦麟在担任《大同日报》主笔时的文字。在孙中山指导下，蒋梦麟在《大同日报》连续写了三年社论。开始时，蒋梦麟和刘成禺轮流撰写，每人两天写一篇。他们一方面在加大读书，一方面为报纸写社论，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赶写第二天早上见报的文章。大学功课也不能放松，因此他们特别是蒋梦麟还是感到压力，感到额外工作负担之重。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刘成禺回国了，蒋梦麟不仅没有从这项额外工作中解脱，反而一人独任每天社会的写作。他虽然深深关切祖国前途和命运，但这种身不由己的经常写作，终于扼杀了蒋梦麟后来的一切写作兴趣。他一直在无休无止的压力下工作，而且仓促成文，作品的素质日见低落，且养成散漫而匆促的思想习惯，用字也无暇仔细推敲。有时思想阻滞，如同阻塞了水管里的水滴，但是笔头的字还是像一群漫无目的的流浪者一样涌到纸上。蒋梦麟对这些不速之客实在生气，但时间紧张，每天一篇，又不能平白无故开天窗，所以有些不知所云的作品尽管不满意，尽管很生气，也只好由它们去了，因为它们至少可以填满报纸的版面。何况这些作品原本就只有一天的寿命呢？

其实，蒋梦麟之所以愿意担任《大同日报》主笔的兼职，在最初还是因为他格外喜欢写作，喜欢表达，那时，他觉得写作的确很有趣，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务求至当。这情形很像选择适当的钱币，使它能投进自动售货机的放钱口，机器自然就阻塞了，多余的钱怎么也放不进去了，结果就散落一地。一个人不得不在匆忙中写文章，情形就是这样，结果是毫无意义的一大堆文字生产出来了，其实可能只是一大堆正确的废话，只是在填满报纸的版面而已。

紧张而乏味的社论写作固然使蒋梦麟深感厌倦，但这个工作不仅是革命理想的体现，有时也能够带来无比的快乐与欣喜。1911年10月8日晚上八时许，孙中山来到大同日报编辑部，兴高采烈地告诉蒋梦麟等人，据他从某些方面得到的消息，革命党人在武汉计划举行一次武装起义，各项准备都正在顺利地进行，随时可以采取行动。两天之后，消息传至旧金山，武昌已经爆发革命了。蒋梦麟遂与孙中山、刘成禺及《大同日报》的经理唐琼昌等人至江南楼聚餐，以示祝贺。紧接着，孙中山经英国返回国内，中华民国成立，大清王朝终于成为历史陈迹。

中华民国成立后，刘成禺回国参加革命工作，《大同日报》的每日社论写作由蒋梦麟一人承担。蒋梦麟的压力更大，厌倦更甚，好在为时不久，蒋梦麟也离开了加州，于是自然结束了《大同日报》的兼职。他的心里感到很轻松，但后遗症也非常明显，那就是他从此一直有点害怕写文章，就像美国小学生怕用拉丁文作文一样。

与孙中山结识是蒋梦麟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后来的许多活动，许多主张，都与孙中山有很密切的关系。1918年，蒋梦麟在上海协助孙中山进行中国实业计划方面的研究工作，负责校阅孙中山的英文原稿；1919年，蒋梦麟代表蔡元培前往北大主持校务，据说也有孙中山的因素在其中，至少孙中山希望蒋梦麟能将北大改造成一个革命大熔炉；稍后的华盛顿会议，北伐革命，孙中山北上，处处可以看到蒋梦麟与孙中山紧密互动的身影。假如蒋梦麟执意放弃教育事业，从事革命的话，他的机缘巧合，孙中山乃至一大批国民党元老对蒋梦麟的赏识，都给蒋梦麟提供了很多机会，只是蒋梦麟或许铭记孙中山要他做大教育家的期待，所以在其前半生致力于现代中国的教育事业，后半生投身于农村复兴，终生处于亦官亦学的状态。

在蒋梦麟为《大同日报》撰写社论的时候，并不是仅仅撰写鼓吹革命的文章，事实上他那时对中西文化比较也具有相当浓厚的兴趣，曾经撰文讨论东西文化同异。蒋梦麟的主要看法就是东方不但缺乏科学的基础，而且也缺乏因科学与工业之发达而产生的社会思想与个人行为。蒋梦麟后来对于这篇文章讲过很多次，每次都说得很起劲，而且说他后来关于中西文化与思想的许多重要看法，实际上都脱胎于这篇文章。

除了探讨中西文化异同外，蒋梦麟对于一般性的思潮与习惯也是非常注意的。无论关于政治、教育、经济或人口等问题，他都是接受西洋文化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学术界沟通中西文化的一个重要媒介。但是，他和孙中山一样，对于中国优良文化传统却是主张要保存并予发扬的。因为他对于中国民族性格与社会情况了解得相当透彻，所以对于做事方法蒋梦麟往往采取较现实较合理的途径。他对于教育心理和中西文化之比较，注意得最早，而且一直维持这两方面的兴趣，因此人们也往往把蒋梦麟看做是一位研究思想素质的人，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教育家，一个著名大学的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