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去苏联留学，在其一生中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幕。一种说法是王明由湖北党组织选派而去；也有人说，王明是由上海党组织选派的；还有人在回忆中宣称，王明并不是组织批准后去的苏联，而是“爬船去的中山大学”或者是“挤上火车去的”。

要想在众说纷纭的王明去苏经过中找出可靠的依据，还得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办与招生说起。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一所 20世纪 20年代创办于苏联、招收中国学生、为当时国共合作的中国大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特殊学校。

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盘踞着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北洋军阀统治。可是，面对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庞大军阀势力，革命的军事力量和政治骨干都显得十分缺乏，必须进行充分准备才有革命胜利的保障。因此，苏联继1924年5月帮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之后，又于1925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习惯上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为“中山大学”，也有人称其为“劳动大学”。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以后，1927年7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但中山大学并没有立即更改校名。直到1928年，“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才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但习惯上仍称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或“中山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直使用到1930年秋学校停办。

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随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成立了以鲍罗廷为顾问，由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但军阀割据的时势，使实现公开招考的方法，只能在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进行。中山大学第一次在广州招收的147名学生，就是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从1030名考生中录取的。广州以外的省份只能由组织上秘密推荐选派，这项工作主要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的。

中山大学自1925年9月成立到1930年秋停办，五年时间里共招收了四期学生。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国内，也有一少部分来自国外的华工和在法国等西欧国家中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来自国内的学生，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招收了两期，这两期学生名义上由国民党选派，实际上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选派的。在共产党选派的学生中，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而国民党在广州录取的学生中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国民党员。

中山大学第一期和第二期招收的学生中，在社会出身方面没有具体规定，而实际招收的学生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了大多数。以第一期在广州招收的147名为例：学界55人、教育界7人、报界2人、农界1人、其他 7人、未详10人。

国内的招生从第三期起发生重大变化。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声明“取缔”中山大学，并命令各级组织严禁再向莫斯科派遣学生。所以，大革命失败以后去中山大学的学生，都由共产党在各地秘密选送。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也由为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培养人才，转变为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培养政治骨干。这样，中山大学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办学宗旨、招生条件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都有了一些重大转变，而且明确提出要把中山大学改变成为共产主义高等学府，使其实际上成了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干部的高级党校。

因此，从第三期开始，学校就提出，学生的组成，最好是从事过革命工作的共产党员不少于一半，非党群众占少数，共青团员占三分之一左右。但由于招生是在蒋介石集团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所以实际招收的学生几乎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学校在学生的社会出身方面也提出了要求：产业工人不得少于一半，其余是农民、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从侨居海外的中国人中招生的条件也作出了规定：只招收有工龄的，而且主要是来自有文化的工人中间的党员和团员。此外，还定出一个重要候补条件：离开中国不得超过五年。

王明能够入中山大学，确实颇费周折。他既不是在广州考试录取的，又不是由湖北党组织或上海党组织选派的，而是由于他执着的去苏愿望和反复不懈的努力，被特批去苏的。

中山大学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去苏留学立即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国民党要人也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往俄国。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叶楚伧的儿子叶楠、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还有后来成为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等，都纷纷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由于第一期学生只获准招收300余人，而且蒋经国等这批要人子弟又是“保送”的，所以，分配给湖北省的名额就只有10名。王明虽然在“商大”很活跃，可是，湖北省选送的10人中并没有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