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的校址，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原是一个大资本家的别墅，是一幢四层的楼房，里面有教室、办公室、图书馆和餐厅。楼前是一个大花园，间有排球场地。楼后有一个较大运动场，夏天时可以打篮球，冬天时可以滑冰。楼的对面是著名的莫斯科大教堂。

王明等第一期的学生来到中山大学后，就学习生活在这幢装饰豪华的大楼里。

中山大学学生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在苏联人民的生活仍很困难的时期，苏联政府不仅承担了学校的全部费用，而且对中国学生给予特殊照顾与优待。当时普通的苏联人一般都吃黑面包，学校却给中国学生吃白面包，而且还不断地为中国学生提供肉、菜，按时发放衣物，每月还给些零花钱。

1926年底到中山大学的杨尚昆回忆说：“学员的生活待遇很好，衣食住行都由学校供给，每周还有两次晚餐改善伙食。星期六有蛋炒饭、火腿肠、鸡蛋，每月津贴25卢布，一般用于买烟酒和吃中餐。来莫斯科的途中，我发现车站上很少能买到白面包，红军战士有的用皮条缠在脚上代替靴子，而对我们如此优待，使我们很为苏联当局的国际主义精神感动。”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卡尔·拉狄克，副校长是巴维尔·米夫。学校党组织称为支部局，相当校党委。支部局书记由俄国人担任，委员大多数由中国同志担任。

中山大学学制两年。开设课程分为七类，包括：经济、历史、现代世界观问题、俄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中国社会发展问题、语言学等。校方还经常组织学生到莫斯科等地参观游览，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王明就曾在1927年底谒列宁陵后，作七律一首：

红场庄严发圣光，列宁含笑卧中央。

苏联屹立巍山岳，中国沸腾哨海洋。

万国人民昂斗志，千年历史划新章。

精诚革命先师谒，心献青年一瓣香。

1970年，王明妻子孟庆树还为此诗配上了曲子。但谁来吟唱，可能只有身在异国的王明夫妻了。

中山大学的教员几乎都是苏联人，学生都是中国人，而且多又不懂俄语，当时翻译又很少，所以学生们入学后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不通。学校就先把第一期学生安排到俄国居民家里实行一段时间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学习），然后又把俄语学得好的十几个人编成一个俄文班，由教员直接用俄语授课，培养速成翻译。

能记能背是学好外语的首要条件，这恰好也是王明的特长。加之他有一些英文基础，又肯于钻研，所以俄语水平提高很快。俄文班成立时，王明和俞秀松、董亦湘、刘少文、西门宗华、庄东晓、李培之、傅胜之等十几个人一起，进入俄文班学习。

这时，王明给自己起了个俄国名字：“克劳白夫”（鸟的意思）。

也就是在这里，王明遇到了米夫，而米夫也逐步看中了王明，并对他加以精心关照和特殊培养。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年8月3日出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官吏家庭。1917年5月，刚刚毕业于赫尔松中学的米夫便投身革命，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1年春，米夫进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但俄国当时正处于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学院工作无法正常开展，于是，来夫又被派到地方工作。1920年末，米夫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1年毕业后，留在该校搞科研工作。与此同时，还兼任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运动问题。1923年至1924年末，米夫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1925年又被调回莫斯科，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工作。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米夫被任命为副校长，同时还为学生讲授列宁主义课程。

担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以后，年轻气盛的米夫有了用武之地。由于他资历浅薄，对欧洲各国党并没有什么研究，因此，他决心利用中山大学这块阵地，通过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魏金斯基、罗易、鲍罗廷等都离开了共产国际的职能机构，这使米夫得以逐步升为中国问题的权威。在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米夫就中国问题与罗明那兹发生了争论。罗明那兹是在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接替鲍罗廷、罗易的工作的。在这场争论中，米夫的观点得到了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的支持。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正式谴责了罗明那兹。从此以后，米夫便以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身份，成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事务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虽然王明刚到苏联时米夫的地位还没有如此显赫，但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和雄辩的理论才华对王明还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米夫讲授的列宁主义课程也成了王明最感兴趣的课程。与王明同在俄文班而且还同桌学习的庄东晓，叙述了王明当时的表现：

“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座。因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的主讲人是该校校长——米夫。”

王明在列宁主义课的积极表现博得了米夫的好感，但在当时也仅此而已。王明真正引起米夫的重视，是从王明参加关于旅莫支部的大辩论以后开始的。

中山大学开办以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旅莫支部”的负责人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叶青）。

任卓宣，这位后来成了三青团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反共“斗士”，台湾的《政治评论》杂志在为其九十大寿而发表的《任卓宣先生的学术思想与风范》一文中认为：“其著述之勤，写作之多，读者之广，影响之大，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可说无人能出其右。”“以有关阐述三民主义与批判马列主义两项而言，无论量与质方面，也没有人能超越于他。”任卓宣著有《三民主义概论》、《毛泽东思想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道统新论》等书，被台湾称为“学术界尖兵，思想战线的斗士”。

任卓宣是1926年回国后被捕叛变的。可在当时他正是以参加了1922年6月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的老资格而担任了旅莫支部的负责人。

旅莫支部成立之后，担负起了领导中山大学广大党团员的任务。可是，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实行官僚主义、家长制的领导方法，忽视中山大学不同于法国勤工俭学的特点，照搬旅欧支部工作的经验，认为同学们到中山大学来的主要任务不是读书，不是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来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的。因此，要开展“战斗生活”，党员之间要互相揭发，互相批判，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不能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