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搞清此事，我们特意向一些当事人请教。陈修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一文中曾说：“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跃而为‘中大’的秘书，实际上成了‘中大’‘无冠之王’，支配全校同学的命运。”我们在访问她时她又肯定地说：“王明实际上不担任支部局的工作，他到共产国际去当翻译，相当于米夫的秘书，倚仗米夫的势力发号施令。”原中山大学学生张崇文和李一凡在回信答复我们提出的问题时也写道：“王明从未在支部局里担任过任何职务”。

从中山大学当时情况来看，由于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担任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成为中山大学权力的绝对支配者。给米夫作翻译的王明，在中山大学也自然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王明要跟随米夫处理中山大学的事务和参与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工作，所以在支部局中不担任具体职务是可信的。但是，由于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要通过米夫培养一批“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而“天才”的王明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得到了米夫的赏识和信任。因此，王明以米夫翻译的身份参加支部局的工作，并且在实际上控制了支部局的权力也是必然的。

王明实际上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领导权力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扩大在中国共产党中的影响，扫除搞宗派活动的障碍，在米夫的支持下，开始罗织罪名，制造了“江浙同乡会”等一系列事件，并在中共“六大”以后，逐渐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力实际上进行了组织准备和舆论准备。

由于王明以“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有米夫的直接指挥及共产国际、联共中央的信任，俨然成为中山大学“正确路线的代表”，骗取了一些中国同志的信任，使一部分同志也参与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些活动。这时期，盛岳、李竹声、王云程、孙际明（孙济民）、汪盛荻（此五人后来都投靠了国民党）等投机分子也陆续参加了支部局的工作。他们借助王明势力来捞取个人资本，紧紧跟随王明大搞宗派活动，也成为王明教条宗派的骨干。至此，王明教条宗派在中山大学逐步形成。

曾经参加过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袁孟超（袁家镛），叙述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次派别活动：

“我参加过王明宗派活动的一次人事调整。有一次，在李竹声家里开会，我作为年级支部书记参加了会。会是王明召集的。会上说中大经过风波之后，要配合米夫，在领导层中把中国同志结合进去。决定李竹声任中大教务处处长，派王宝礼作中大总务处副处长。……中大调整班子时王明在这个秘密会上推荐了两个人，从这点看，王明有小宗派。”

毛齐华则指出了王明教条宗派的一些特点：

“王明等人的宗派小集团取得联共和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在学校里起了很坏的作用。他们这些人，对马列主义的书本是啃得多一些，一讲起话来就引经据典，张口就是马克思、列宁在哪月哪本书第几页上怎么说的，不用翻书，滔滔不绝，出口成章。仗着能说会道搬教条，骗取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然后又利用第三国际的威望来压制、打击不同意见的人。特别是王明，作风很不正派，善于在领导面前吹吹拍拍，因而取得第三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完全信任。因为他得到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他又以此为资本，去骗得张闻天、沈泽民、王稼祥等人对他的信任，以为他就是‘国际路线’的代表，跟着他没有错。到后来就形成这样的局势：第三国际的领导就是看人不看事，盲目地表示信任和支持，认为他们就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布尔什维克’。”

应当指出，王明教条宗派，是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由米夫扶植起来的。王明教条宗派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的。王明教条宗派打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时，米夫不但背后策划，而且公开站在王明教条宗派一边。因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形成的王明教条宗派，实际上是米夫、王明教条宗派。

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以后，米夫也于1929年夏辞去了中山大学校长职务。但这个教条宗派的主要成员仍然与米夫和王明保持密切联系，而且继续进行了一些宗派活动。杨尚昆同志就认为：“王明走后，张闻天和博古也不在支部局了，但是这条线还在，张闻天和博古同米夫主持的东方部有直接联系。延安整风时，博古说：我虽然不在支部局，但不在其位，必谋其政，主要是通过写文章，当翻译。张闻天主要是在思想理论方面支持米夫和瞿秋白等论战。”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