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认为实际上正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确定了党的总策略是组织全国总暴动，致使以“左”倾盲动主义为特征的第一次“左”倾错误路线开始在党内蔓延。

1927年12月，在共产国际派来的“暴动专家”纽曼的指挥下，震动世界的广州起义爆发后仅存在三天就失败了。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为广州起义向全世界发布了《告全体工人、一切被压迫者、资本主义军队的全体士兵书》。指出：“在广州这个革命战斗的光荣城市，工人和农民已经取得了政权。苏维埃旗帜，这面革命红旗飘扬在华南都城的上空。广州工人史无前例的英雄业绩是极其伟大而真正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行动。”

正在举行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密切注视广州起义的发展进程，大会通过的决议专门谈到了广州起义：“中国革命尽管遭到暂时的失败，特别是广州苏维埃起义遭到镇压，但它仍然存在着，并在积蓄力量，以便重新展开全线进攻。中国革命运动必将在新的基础上重新高涨起来。”

不过，中国革命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并没有“重新展开全线进攻”，革命形势也没有“重新高涨起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却更加严酷。这不得不使共产国际的领袖们被广州起义的火焰烧得发热的头脑暂时冷静下来。在1928年2月9日至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

《决议案》注明道：“1928年2月25日通过，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斯大林、布哈林等所提出之草案。”

这个《决议案》很典型地反映了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当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革命高潮还没有到来，但正在走向高潮。“现在还没有全国范围的新的群众革命运动之强有力的高潮。但是，许多征兆，都指示工农革命正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因此，党的工作就是既要准备武装暴动，又要反对盲动主义。“党应当准备革命之新的高潮之高潮”。“必须坚决的反对工人阶级某种成分之中的盲动主义，反对无准备无组织的城市与乡村中的发动暴动，反对玩弄暴动”。

这种“辩证法”的运用，实际上反映了当时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矛盾认识：既看到了城市武装起义没有立即胜利的可能，又绝不放弃以“城市中心论”夺取革命胜利的模式。所以，即使城市武装起义没有立即实现的可能，党的任务也还是要准备暴动。而且，“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这些危险在两湖等处曾经有过）”。仍然不是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到农村去开展土地革命。

斯大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这种认识自然也成为王明的观点，这反映在王明于1928年发表的两篇著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