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十天大会”，是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于1929年6月暑假前夕组织召开的一次工作总结会议。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中曾经叙述了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

“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虽然他们及其支持者，同第二条路线联盟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但联盟分子人数大大超过他们。尽管如此，他们在1929年夏初还是要求同第二条路线联盟摊牌。按照他们的‘争取速胜’战略，他们向党支部局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并全部得到采纳。他们建议召开中山大学党员大会，来对有关问题深入辩论。他们还提议请中山大学所在地的苏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给大会讲话。他们并进一步提议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出席大会，从而把他们置于公开批判之下，以此来制止他们的幕后活动。这就是‘把他们拉出来打’的策略。”

按照苏联当时的管理体制，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也要接受所在地党组织的领导。所以，大会召开后，首先由区委书记芬可夫斯基讲话，博古和杨尚昆现场翻译。芬可夫斯基在讲话中公开表示支持支部局的路线，对反对支部局的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由于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不符合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明显袒护教条宗派一方，自然遭到了多数学生的反对，甚至有学生跳到台上，打断了芬可夫斯基的讲话，会场一度出现了混乱。

不过，虽然在“十天大会”上拥护支部局的是少数，王明教条宗派在同学中间也比较孤立。但是，由于他们有学校领导的支持，有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靠山，参加大会的又有几百人（一说近500人）。因此，支部局提出的决议“只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的说法难以成立。

而且，所有当事人的回忆都说王明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首领，我们所见到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名单也都把陈绍禹的名字排在前面。如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果真来自于“十天大会”表决支部局的提案时有二十八个人举手拥护，那么，王明当然是举手拥护的二十八个人中的一员。可是，“十天大会”是1929年6月召开的，而王明于1929年3月就已经由苏联回国，他根本就没有参加“十天大会”。

第二种说法中，认为是“托派”或者是 “当时反对党的路线的人”给起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号，显然是对托派分子分裂党的错误行为与中山大学的多数学生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正义行为的混淆。但是，这种说法中认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谓的出现，不是在“十天大会”的某次表决时有二十八个人拥护支部局的决议，就把这些人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而是当时反对支部局的人对他们这些人的讽刺称谓，是逐渐出现的，则是比较可信的。

1928年来到中山大学的吴玉章，曾在1943年写了《吴玉章略传》。他在这篇自传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十天大会”的情况，并提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反对支部局的人在墙报上提出来的，是对支部局一些人的讽刺。

《吴玉章略传》中关于“十天大会”的叙述时间较早，内容丰富，其中关于“十天大会”召开的时间等史实描述已被证明准确。大量的回忆材料也可证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谓在“十天大会”之前并未流传，确实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出现的。因此，我们认为，吴玉章的观点是可信的。

为什么将王明教条宗派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如前所述，虽然王明于1929年3月回国，但正如杨尚昆所言，“这条线还在”。因此，在王明离开中山大学以后仍把中山大学内的教条宗派称为“王明教条宗派”，是必要和恰当的。但是，在“十天大会”上，为什么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同学要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称呼而不是其他的名称来称谓这个教条宗派呢？

我们认为，袁孟超所说的，“天上有二十八宿，加个半是讽刺，类似于中国的四大金刚等”，还是可以说得通的。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把“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为“二十八宿”，与袁孟超的说法不谋而合。当时参加了王明教条宗派活动的人，多数都在支部局、团组织、学生公社或者学校中担任一定的职务，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人当时又多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所以，用中国传说中象征着具有一定权势和地位的“二十八宿”来称谓，还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