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2）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反封建势力的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平等的争斗；（3）维持国民党首领势力之均衡；（4）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5）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和国民党合作；（6）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7）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

这七项策略的重点就是要中共从各个方面帮助国民党左派，使之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以同右派势力作斗争。这实际上就是把与右派斗争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并不十分强大的国民党左派身上，而且把一些有某种“左”倾表示的军人和政客也作为国民党左派来依赖。特别是对于汪精卫，不仅主张把国民党的党权和政权交给他，甚至主张把一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也交给他来领导。

汉口特别会议在通过的《政治报告议决案》中着重强调：共产党只有防止自己的“左”，才能搞好与国民党的关系，才能避免“左”、右倾距离日远的危险。

对于汉口特别会议制定的上述“特别”政策，瞿秋白不久后撰文指出，这次会议

决定了一个杂凑的政策：一方面还要造成左派，别方面又认为现在已有“非理想”的左派（伍廷康），总之，没有决定我们挺身领导。并且认为政府右倾，群众左倾，所以主张同时拉住些群众使之略略右倾，又推动些政府，使之略略左倾。没有下攻打右派之决心。

汉口特别会议制定的拉着国民党向左倾、约束共产党向右倾以便维持统一战线的“特别政策”的出台，表明自三二0事件后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继续在右倾道路上下滑。

但是，这次会议精神在1927年初的革命实践中并未造成严重损失，原因是在汉口特别会议召开前后，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至12月1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党派的代表聚集一堂，气氛热烈庄严。

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全会上作报告，他引用《中国年鉴》（1926-1927年）的大量资料分析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情况，由此指出中国革命有两种根本不同的发展前景：要么走上与外国资产阶级妥协和结盟的道路；要么走上同无产阶级专政和西欧无产阶级结盟的道路。布哈林指出：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必定是为中国沿着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斗争的路线。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前途应该向非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虽然没有为中共提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但强调：无产阶级要通过开展土地革命争取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逐渐掌握对于革命的领导权。这些重大理论原则的提出，对于抑制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党内右倾倾向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远东局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派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莫斯科参加这次大会。但因中国革命局势的快速发展，莫斯科没有同意。而远东局成员拉菲斯被派回国参加了这次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