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敌人的污蔑和党内的责难，瞿秋白在百忙之中于4月11日深夜，专门为这本小册子写下了序言。他的序言写得热情洋溢，此处摘录几段如下：

中国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谁是寇呢？都是失业贫困而暴动的农民。谁是王呢？都是利用暴动农民而得胜的“土匪头儿”。······中国农民从今以后渐渐的要脱离土匪头儿的利用，他们现在有了新的领袖——工人，这个新的领袖的利益是和他们相同的，是能率领他们革命到底的，不像土匪头儿似的，事成了自已便去做皇帝。请看湖南的农民已经事实上能力争自己的政权。······

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

农民要这些政权和土地，他们也要动手，一动手自然便要侵犯神圣的绅士先生和私有财产。他们实在“无分可过”。他们要不过分，便只有死，只有受剥削。

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

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前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是个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瞿秋白是彭湃、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瞿秋白也很重视农民问题。1925年9月，在中共中央于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中执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制定反对封建主义纲领、第一次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时，瞿秋白发言表示：坚决赞成“耕地农有”的主张。进入1926年，眼见国共合作的革命阵营分化和右派势力猖獗，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团结农民，与农民阶级组成同盟军，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希望，而联合农民革命的关键，是解决土地问题，实现耕地农有。为此，1926年2月参加完中央在北京召开的特别会议后，瞿秋白回到上海，在病倒、住院之时，于医院中撰写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他在该书的自序中写道：

俄国革命运动的历史，对于世界各国革命党人，都有很深切的兴趣，能够给很有用的教训与经验。······历史上断定了：俄国资产阶级，不但不能解决农民问题，推翻封建势力，并且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民权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与农民问题的解决，始终是俄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这的确对于中国现时的革命，有很重要的教训。我希望读者不要把这本书单当做历史读。

1926年8月，他在撰写的《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及《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两文中，再次强调解决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具体办法：一是用政治力量切实解除农民在经济上的束缚，明定“耕地农有”的口号；二是武装农民，组织农民自卫军，以农民自己的武装保护自己的利益；三是让农民参加革命政权，在乡村的政权归农民，城市政权也要有农民代表参加；四是严厉无情地镇压一切买办地主阶级的反革命活动，剥夺其政权。

1927年2月，来武汉之前，瞿秋白在撰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中更是明确地指出：

关于农民问题，我们上面已经屡次说过。中国革命中的中枢是农民革命。······现时的革命策略，应当竭力吸引农民群众加入革命的一切斗争；但是单有机械的宣传组织是决不够的，必须有进取而非保守的策略和口号。

正是因为瞿秋白有了上述对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所以他才能够支持毛泽东，重视农民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