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紧急关头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罗米纳兹主张召开紧急会议的态度“非常坚决”，使瞿秋白对他的印象很快改观。此时瞿秋白已被增补为临时常委，并被安排担任起草和翻译中央紧急会议的文件、草案等一系列重要工作。在筹备和召开紧急会议的过程中，瞿秋白事实上已成为罗米纳兹的重要助手。

七·一五后，随着党组织转入地下，中共中央领导人大多从原来公开、半公开的住址搬到了汉口天津路22号的德林公寓。这是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式三层公寓楼房（图63）。周恩来、邓颖超曾在此居住。周恩来到九江后，瞿秋白及杨之华还有李维汉、邓小平等都秘密居住在此，筹划挽救革命大计。

1927年8月7日，瞿秋白、李维汉等分头从德林公寓步行到离此处不远的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的紧急会议。汉口三教街41号是一栋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三层西式公寓，房屋坐西朝东，砖混结构，前临僻静的三教街，后靠无名巷。一楼是一家印度商人开的小百货店，二楼是苏联派驻国民政府农民运动顾问洛卓莫夫夫妇的住宅。会议在二楼靠后巷的一间房里举行。瞿秋白这天正是沿着公寓后面的无名巷，从后门进入公寓，然后沿着靠近后门的狭窄陡峭的楼梯上到二楼会议室。紧急会议原拟7月28日举行，后因故推迟至8月7日。故史称这次紧急会议为“八七会议” （图64）。

由于时局紧张，交通阻隔，到会的只有当时在汉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团中央委员以及湖南、湖北的代表一共21位，加上来自莫斯科的代表三人。他们是：中央委员——瞿秋白、罗迈（李维汉）、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中央委员——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党组织代表——彭公达；湖北党组织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厅政治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纽曼、洛卓莫娃。

由于环境险恶，会议从上午开到晚上，一天结束。

具体组织安排会务工作的是中共中央政治秘书邓小平，他当时名叫邓希贤，年仅23岁。他是冯玉祥反共后，被其从军队中驱赶出来的政治工作人员之一，于6月底经郑州抵达汉口，被安排在中央秘书厅做政治秘书工作。他在会前三天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直到会议结束，全部代表陆续散去后才离开，在里面一共呆了6天。接到通知的同志，到达汉口后，由秘密交通员在会前分批带入会场。入场后，不能再外出，夜晚不顾酷热，挤在房中席地而卧，以干粮、面包为食。房主人吩咐，如果有人进来查问，就说是在开股东会（图65）。

瞿秋白与李维汉共同主持会议。

第一项议程是罗米纳兹作报告，瞿秋白任翻译。罗米纳兹首先指出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以及这次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

国际要中国共产党召集此会的原因是因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得太远了，不召集此会来纠正则C.P.将不成其为C.P.了。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错误已经很深了，非召集此会不可。······

国际中央决议认为，此次紧急会议不仅是讨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现在的问题，是否此会有改组指导机关（中央）的权力。······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此临时中央政治局有权通告全党，指出过去的错误及将来的方针。

接着，罗米纳兹就《告全党党员书》的内容进行了发言，主要讲了阶级斗争和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以及对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等。在谈到“中国党中央对国际的关系和错误的责任问题”时，罗米纳兹明确表示：

有些同志说这些错误国际方面应当负责任的。关于这方面，我们要问一问国际有无一指令与现在的方向不同的。无论关于那一方面我都可以坚决的声明：国际无一天不打算将中国党的路线引上正轨的。······

至于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然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

在整个报告中，罗米纳兹讲一段，瞿秋白翻译一段。几乎用完了上午的全部时间。下午代表们就罗米纳兹的报告展开讨论。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彭公达、罗亦农、任弼时、李子芬、瞿秋白相继发表了意见，一致表示拥护国际新代表的报告及国际决议，揭发和批评了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同意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同时对前任鲍、罗、维等共产国际代表的错误进行了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