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采取“硬教育”，养成“国民性”

在清末之时，张东荪赞同蓝公武提出的通过办“公学校”、设立图书馆、提倡公众演剧和办日报等方式，实施“社会教育”的主张。1913年7月，张东荪在《庸言》上发表《中国之社会问题》；11月又发表《司法问题与教育问题》，对教育腐败的原因及救治法进行了分析，提出要重视国民教育和人才教育，主张采用“硬教育”。

张东荪经过对民初教育现状的考察，主张在普通教育方面，应该提倡国民教育。他认为，国民性是“一国民特有之精神。其精神存，其国始存；其精神亡，国未有不亡者也”。所以，国民教育的目的，“自积极方面，则养成国民性，巩固民族之精神。”自消极方面，“则宜排除恶根性”，即匪徒性和奢侈性。他所谓的何谓匪徒性，实际上就是清末“革命教育”下所养成的国民性。他说，“革命教育者，以养成不安分及破坏精神为宗旨”，自清末以来，革命教育遍及全国。他认为“匪的根性最有害于共和政体”，所以，此后教育应该以排除此种特性为宗旨。至于奢侈性，就是指“消费教育”。他认为中国教育所培养的学生，“无一知生计，仅知消费。”所以，必须加以排除。在人才教育方面，他主张“宜采社会教育法，以精密之统计而分配人才，以供社会之需用。”而统计、分配之责“必由中央政府以司其事”。

如何“养成国民性”并实行社会教育？张东荪主张采用自己早已在1911年便提出的“硬教育”。硬教育是相对于软教育而言的。所谓软教育，就是无论何事，必择学生易悟易读者以教授之。张东荪认为，此教育法的弊病在于“凡事皆易演为习惯。苟一旦遇难者，必瞠目而不得其解矣。”软教育之害，不仅所授知识为不足，且忽视德育。他认为，“人格之锻炼，意志之修养，品格之养成，气节之高尚，皆硬教育是赖焉。”硬教育能使“所授知识与道德同时融化，打成一片”，造成理想人格。所以，他主张必须改革中国目前的教授法，重新编定教科书，实施“硬教育”。稍后，张东荪又发表了《司法问题与教育问题》，对民国初年教育腐败的原因作了分析，认为教育腐败的原因，第一在教师，第二在学风。改进之法应该是改造专门教师、改造师范教师并提倡德育。应该说，张东荪这些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在当时还是进步的。

（五）铲除财政恶德，主张“关税保护”

民国初年的经济问题，也是张东荪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他先后在《庸言》上发表《财政与道德》、《中国之社会问题》、《关税救国论》和《预算制度论》等文，对当时财政混乱的状况提出了批评，提出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关税保护”主张。

张东荪看到“地方官吏携款私逃也，议员面颜争公费”等现象，认为“凡此正所以表示其无经手财政之道德。”为此，他专门写了《财政与道德》一文，对官吏这种不讲道德行为进行激烈抨击。他认为，财政最大的问题是财政不公开，没有预算，同时也无人有效监督财政的实施。议员本有监督之责，但他们迷于党争，“除自己争公费外，即助政府张目。”他认为，“一国之人，哀莫大于无经手财务之道德。”以有此恶德，故一切事业均不发达也。此恶德所至，各地官吏皆视国税厅若利薮，致使“国与民两受其殃”，“国家之收入锐减，而私人之中饱无尽。”此恶德所至，漏税现象十分普遍，“中国人之漏税，为世界之第一。”在此恶德影响下，人们一见财货，即思据为己有；一经手其事，即致账目不清。“上至政府，下至小民，皆不免于此弊。”由此，张东荪痛心疾首地呼吁说：“此种恶德一日不除，非仅国家之财政一日不能处理，国民之经济一日不能发达，且国家人种不久必趋于灭亡。”然欲财政处理得当，经济能力发达，则必有经手财务之道德而始可。

张东荪认为，中国产业不发达，有九种原因：尚在手工时代未入资本时代、不利用机器、营业不自由、分化甚于合成、技术不发达、无工业教育、交通机关不备、保护主义未实行、关税不良。其中，外货倾销与租税不良是发展产业的最大障碍。所以，解决的办法也有两种。一是对外的方法：“行保护贸易主义，采关税政策，以排外货。改良租税及裁厘以通交通。”二是对内的方法：奖励投资，确立信用；破除旧日之同业组合改良技术，破除其顽固性；分化适度而奖励合成；创立大本营业（即大工场之类）；改良农业，以供给原料。

张东荪认为，中国今日，尚未脱离手工制时代，“苟欲发达，则必使之入资本制之时代也。”他将发展经济的主体寄望于中国有志于实业者和地方政府的扶植，“吾之所以主张属于地方政府者，地方政府较私人资格为有信用，且较有能力，易于举事。”地方政府应该在改良技术、奖励投资、提倡机器作业、改良农业，供给原料、启发自由竞争、树立模范等方面极力提倡。

1913年8月，张东荪发表《关税救国论》，提出了“关税救国”主张。他指出，20年来，国民日益贫穷，工商凋敝，百货飞腾，物价腾贵，导致小民相率流为盗匪，破坏了社会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导致了道德衰颓。同时，也使国民减少了对于国家财政的负担，国家之财源受极大打击。而物价腾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不能保护关税，“输入过多，内国货物为之压倒，食之者众，生之者寡，固有之职业为之破坏”。张东荪认为，关税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的重大来源；另一方面在于保护内国之产业。“实则保护产业尤为关税之目的”。中国低额的入口税率，导致洋货充塞全国、举国仰于外人产业之下的结果，造成“内国之产业，全行压倒”的危害。张东荪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欲除此害，则唯有实行关税政策，以保护贸易主义为宗旨”。实行保护贸易主义，产业幼稚国家发展经济不不可少的。英国在18世纪是农业国，其所以迅速成为工商国，“端赖历代之明君贤相，实行保护干涉特许奖励等政策”。而保护幼稚产业，“必恃保护税之关税”。保护税的积极功效，是为保护幼稚产业，而其消极功效，则为防止外国商品倾销。张东荪认为，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各国的商品倾销场（即达冰场Dumping field），“永久之计，对于达冰货品，以关税防之；暂时之计，对于达冰货品，唯有实行抵制，以所谓薄哀克特（Buycott）制其死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