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对人治，主张“法治国”

在民国初年，张东荪与进步党人一样，主张法治，反对人治。起初他是针对国民党的，对民初国民党人在临时政府时实行总统制、而为了限制袁世凯却在《临时约法》中规定实行内阁制、扩大国会的权力的行为表示不满，认为这种因人制法、因人变法的行为，足以损及法之尊严。他希望袁世凯政府按照法治国的原则处理政务。在“二次革命”后，他便劝告袁世凯政府不要徒恃武力，而要依法治国。他说：“此次内乱，全恃武力以镇压之，非根本之计也。吾所希望者，并以法律之力（Richtskraft）治之，始可期长治久安耳。”《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公布后，袁世凯极力反对，藐视法律，引起了张东荪等人的警惕和批评。1913年11月，他发表《法治国论》，提出要防止野心家利用法制不严，恢复帝制。强调国家各机关行动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决不允许“人民守法于下，而政府违法于上”的现象出现，认为“吾人欲进中国为法治国，不当仅求人民之守法，亦应求政府之守法矣。”为此，中国必须首先应有宪法，因为宪法是“法治国”最重要的标志。

张东荪分析了民国成立以来的政治状况，认为，中国宜为法治国，其理由为：一是中国国体已经由君主改民主，政体也应由专制改为立宪，有宪法之国当为法治国；二是立宪为人类进化的趋向，世界各国均由专制国进入立宪国，并进而为法治国，中国也应如此；三是行人治而不行法治，外不足以图存，内不足以自立，因为无法律规定各机关的权限，则难免争执隔阂之弊，轻者消耗国家元气，重者“或有野心之枭雄，窥窬其间，以逞其私，则帝制之恢复必在立谈倾耳。”他认为，今日中国不仅各种法律不完备，而且连最基本的宪法也未颁定，“政府与人民，均未循乎法律之轨道，其去法治国不知几千里也。”若继续下去，将会导致内乱亡国，因为：一是法治不进，不仅政体日在变动中，且国体也有变更之虞。“惟有速制定宪法，使中国为法治国，夫然后变更国体之祸，或可免也。”二是法治与立宪政体密不可分，由于现在仍是人治，法治未立，致使国体虽改为共和，而政体并未变为立宪。他警告国人说：全恃人治不恃法治，将会使枭雄“得籍共和之美名，以实行专制之私图。”中国历史上专制统治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内乱，就是由于法制不严，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否则，“此后十年，仍必有乱事。”三是法治不隆，不但人民的公权没有保障，即其私权也会遭到官僚的破坏。所以，“国家必先制法，严定国家自身之权限，以防枭雄恶吏，假借名义以自私。”这样方能做到“一方纳人民于法律范围之内，一方复使国家自身入乎一定法律制限，勐各得一定之规范，恪守以行而不相越。”鉴于多数人民并不知法治国的实质，张东荪比较了警察国与法治国的区别后，列举了法治国的四个特征：一是国家自行制限其国权之发动，且使其发动必由于一定之形式，此制限的形式，就是法律；二是人民之自由，皆以法律为范围；三是行政全受法律之拘束；四是国权之行动，必以法律形式出之故法律多多益善，使“公法发达”。

在《内阁论》中，张东荪集中对法治国的优点作了阐述。他认为，法治国是实行内阁制的前提，法治国就是“国权必由于法之形式而始可发动之为也”，国权包括立法权与执行权，立法的要求是“务使法之周密”。法治国的精神在于：“行政必纳法律乎之中，其多受法律拘束一分，即法治之精神多表现一分也”，在于“行政行为必等于司法上判决，不问自身有益无益，必毅然行之。”现在中国仍非法治国，必须努力成为法治国。中国应当励行法治的原因有六：一是可以使社会安定，即“国家行动循乎法律之规则，则无政治上之激变。人民服从法律而非屈服于强权，则其心帖然无反抗之思，则国可以常治久安。”二是可以国家发达，即“举国而拖命于法律之下，法律永存，则其国常治。法律可改进而不可全弃，则国家能逐渐发达而不生急变。”三是可以防止野心家专制，即“国家与人民之交涉，皆得其道，既以保障权利，复以防枭雄之自逞。”四是可以防止国家各机关滥用职权，即“国家内所以代表国权之机关，皆严分其权限，使不相越，然后居于各机关之自然人，始不能籍端以恣所欲为也。”五是可以制限人民的不法行为，即“无法之自由为法治所不许。”六是可以使国家各机关权利分配合理，防止专权，即“必以法律严密分配其权限者，所以使权力不趋于一点也。”所以，张东荪主张行政裁判，将政府的活动纳入法律的监督和惩治之下。只有励行法治，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立宪共和国。

在1915年发表的《行政与政治》上，他又强调，近世政治的核心是反对专制主义，其办法就是励行法治、以法治国，“非谓其国有法律，有宪法，亦非谓国家之立法，多多益善，盍言国家自身等于人民，同受一法之制裁耳。”即以法律制限政府行为的范围，规定其活动之趋向。张东荪曾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积极鼓吹“法治”，强烈要求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1916年6月初，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败亡之际，张东荪总结教训，认为过去那种轻视法律、利用法律的观念必须铲除，在处理善后问题上，仍然坚决主张依法律程序来制裁袁世凯及其罪行，即组织特别法庭，公开审判袁世凯，重树法律的尊严，借此机遇使国家走上法治轨道。他说：“吾以为勿论届时袁逆或已逃遁海外，或已为乱兵所杀，或暴病而死，或遭暗杀，要当于国会开会之第一日，由两院各依《临时约法》第19条第21款，提出弹劾，通过后更依同法第41条组织特别法庭以审判之。”表达了张东荪对中国走上法治轨道的渴望。随后，张东荪对制宪表现了较强的兴趣，他发表了《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地方制草案的商榷书》、《宪法草案修正案商榷书》等一系列文章，修正宪法草案，力促宪法通过，使国家走上法制的轨道。但结果是：宪法功亏一篑，出现了张勋复辟，国会再度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