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袁世凯专制统治的抨击

1914年3月，张东荪在《正谊》上发表《中国共和制度之最后裁判》，对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做法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认为，共和实为善良的政体，其善良处在于：国民之文化进步而有自觉心，国民之能力得以自然发展，国民之各种利益得以调和。他尖锐地指出：“共和之弊不在共和而在共和有真伪之判耳。真共和则绝无弊之可言，伪共和其弊固有胜于专制者也。”中国共和的前途决定于是搞真共和还是搞假共和。民智较低，固然易于导致伪共和，但依人类进化的原理，只有提倡教育开发民智，消除伪共和而进于真共和，绝不能由伪共和倒退到专制。

1914年5月，他创办《中华杂志》后，便对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进行了抨击。与丁佛言不同，张东荪对袁世凯较少称颂，其批评言论之激烈，在当时是很突出的。有人说“深度要算丁佛言，激烈当数张东荪。”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张东荪着力于缩小与限制袁世凯政府的权利。他认为在中央应采用内阁制，缩小和剥夺总统实权；在地方应实行合乎联邦精神的地方制。为此，他于6月便发表了《地方制之终极观》，率先主张采取联邦制精神，实行地方自治制度。面对袁世凯利用国民党与进步党矛盾破坏共和、加强专制统治的企图，张东荪呼吁人们消除政争，停止攻诘，进行自忏，相互宽容，免被野心家利用，并与破坏共和的野心家和官僚进行斗争。为此，他先后发表了《泣血之言》、《自忏》和《匿敌与第三者之责任》，从自己做起，以期消除政争。

对于袁世凯统治下的官僚腐败等，张东荪站在民主共和的立场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猛烈揭露和抨击。

1915年初，张东荪通过民国建立四年来政治上的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的政情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野心家和官僚是危害民国政治进步的最大障碍。他抨击野心家袁世凯及其官僚、政客的反动统治，指出“野心家之存在，决非国家社会之福。国有一人，其国必无幸，其民必多灾。何以言之？野心家与专制不能须臾离者也。国有野心家，必恢复专制。专制之祸，甚于洪水猛兽。”他认为就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是“万恶之源”，是“野心家发生之基础”也是“制造专制之根由也。”野心家正是利用官僚政治而推行专制统治的。“于官僚政治之上，无不产野心家者，既有野心家以利用其间，无不立变为专制者。”野心家一人“其所以能压民害国者，半由其下官僚之力。而官僚又非求有如是之一人，不足达其素愿。于是敛财虑民，作威作福。”“官僚与所谓野心家及专制者，实有不可须臾离之势也。”所以，野心家与官僚，“殆如食血之虫，身有此虫，必瘠瘦以死，国家有之，未获不亡。”由此，张东荪主张：“一、中国安身立命之道，在尽力充量以防遏野心家，苟不能使之皆归消灭亦必削其大权，迫入正轨。二、中国安身立命之道同时亦在尽力充量排斥官僚而不用，务使官治之范围愈小，民治之范围愈张，民有督视官僚之道。”

在《行政与政治》一文中，张东荪对袁世凯统治下的官僚政治进行了更猛烈抨击。他认为，近辛亥以来政局所以发展到不堪回首的地步，就在于官僚政治在作恶。他说：“吾则以为其盘根错节之处，惟可归罪于官僚政治。”“自政府北移，政党朋兴，顾各政党复不能独立发展，欲求其势力之伸张也，必借重于官僚，于是各政党又皆自杀以去矣。凡此皆足证吾国之社会，官僚政治之社会也；吾国之国家，官僚政治之国家也。今日之一切黑暗，一切腐败，政府之妄为，人民之苦痛，皆自此推演而成。谓今日政府之所为，全建筑于此基础之上，殆无不可。”提出了必须“扑灭官僚政治”的主张：人民自治、以议代政；代表主义，舆论等民意机关；立法、司法来拘束行政而驱入正轨。即“惟在取惟民主义之政治”。“一方以人民自亲政事，是为自治；一方复取代表主义之精神，为之监督。有健全之舆论，以导于前；有充实之司法以救于后，民志既宣，民权亦固；有竞争而不相残，有调剂而无虞诈；凡为一事，避能充情尽量，使社会得其福，国家蒙其利。”如此，方能产生“良行政”。

（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袁世凯在解散国会，颁布《中华民国约法》，破坏了民主共和政体后，中华民国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但袁世凯在取得无上大权后，却走得更远，开始了复辟帝制的罪恶活动。至此，袁世凯假共和、真帝制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因此也激起了一度拥袁的进步党人的强烈反对。坚持共和立场、对袁世凯政府猛烈抨击和揭露的张东荪，此时也投入了倒袁的时代洪流中。

1914年12月15日，张东荪在《正谊》上发表《复辟论之评判》。他公开声明：“不佞反对复辟之一人，夫不佞反对复辟固也，特不佞之确信大异于一班之反对复辟论者。”他提出三点供人们商榷：“一、心术与事实不可混同，二、国体与政体不可混同，三、人的罪恶与法的罪恶不可混同。”他认为，“主张复辟者，其心不可问，吾民当相率以排斥之”；若主张共和是由于“苟安往却”，对于腐败现状“不求改良之策”维持现状者，“吾爱国之同胞亦必起而诛之”。国体与政体不同，国体指君主国与民主国，政体为立宪与专制，“存亡强弱之机，不在君主民主，而在立宪专制。”“政府与人民隔绝则国必弱，政府与人民亲接，则国始强，特此接近与隔绝不在国体而在政体。”即“立宪与人民接近，专制与人民隔绝。与民亲，则以民意为政，而民无怨焉；与民远，则以独裁为政，而众心叛矣。”他对主张民主万能者与复辟帝制者各打五十大板：“主张民主为盲目之动作，而主张君主尤为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也。”认为“政府有限制与否，此即立宪与专制相区分之唯一标准也”，他指出，“专制者，私有国家之谓也，立宪者，公有国家之谓也。”由此，他说“吾故敢大言曰:主张复辟者，即主张灭亡中国也；而维持现状的拥护共和者，亦主张灭亡中国者也。”他认为，“无论任何善良之法制，苟无洁白无私之人以运用之，其效必终不可睹也。”虽有良法，而人恶，两良法也无效，“今日政治腐败之原因，未尝不在法，而在人尤居大部分。”他驳斥了那种认为斤斤于恶政来源于法制不善的论调，指出，“主张复辟者，赞成君主制者也，以今日之中央权力言，又何尝不若君主制；各省之巡按，犹前清之督抚，各道之道尹，犹前清之知府，县知事，亦犹知县也。中央之总次长，犹前清之尚侍，俭事参事，亦犹郎中主事等也。夫既等于前清矣，又何为而改为君主制耶？”正因如此，他的结论是：“不佞极端反对复辟者也，然对于今之维持现状的共和论者，亦不敢自堕人格，以为附和。”

1915年夏，《时事新报》载袁世凯致冯国璋专电，中谓“外间遂疑我欲回复帝制，究之，总统制实行又与帝制何异？”张东荪看后颇感刺激，认为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而行帝制之实，是对真正拥护共和者的莫大侮辱，乃作《名实与帝制》，对袁世凯假“共和”、真“帝制”的实质进行了无情揭露。他自白道：“吾平生所最深恶而痛绝者，莫过于恶质而居美名，则其恶为名所掩，而常人不之见，乃为其所欺矣。”今日中国的共和，也是如此。他说：“自改变以来，共和之实质久已亡去，所存者‘共和’二字之空名耳。夫吾人何为辛亥之革命乎，必将曰反对帝制而已，愿今日乃竟行帝制之实，又曷为不反对乎。吾知必曰因共和二字未去耳，此朝三暮四之术也。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喜，名实未戏而喜怒为用，夫外揭共和之空名，而阴行帝政之实际，则又何异居帝王之名，以行独裁政治也。故吾以为质恶者宜用恶名，然后其恶始彰，不致为美名所遮巧避人之耳目，彼若以帝制揭出，不啻告人以前所行全为阴险与专制。三年以来，久为帝政天下之人，遂得而共见浅识之士，亦有所悟吾又安得不用其赞成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