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每个人都可以喜欢的事情。有人先入道，有人后开始读，后来人自然就有对读书理论的需求：知道前辈们如何读书，省却好些弯路。前辈们也乐得提供：“好为人师”、“含饴弄孙”和“饮食男女”一样的根植人心。但是，晚辈们要千万小心，擦亮眼睛，在笃信前辈们的结论之前，考量结论的语境和作者的心境。五四以来，在读书理论里，最正统、最嚣张、最深入人心的就算 “不读中国古书论”了。

最正统。因为是由鲁迅首倡。一九二五年一月，《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十部的篇目，鲁迅因此写了一篇《青年必读书》的短文。鲁迅的答案很短：“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但是有个挺长的附注，附注里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当时讲的中国书，即指中国古书，这层意思，他又在一年后的《写在〈坟〉后面》和《古书与白话》等文章里反复阐明。

最嚣张。四人帮说批孔，破四旧，亲切地直呼孔丘为孔老二，暗示孔丘是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鸡鸡。书评大家曹聚仁明确 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

现在看来，没有比“不读中国古书论”更荒谬的了。

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是鲁迅。不提他的私塾幼功，单是他自一九一二年到北平教育部任职开始，至一九三六年于上海逝世为止，数十年间，购书读书，每年日记都以一篇书账结束。从现在的人口构成看，能认全鲁迅书账上所有汉字的，百无一人，能了解一半书目内容的，千无一人，看过一半书目所涉书籍的，万无一人。简单地说，如果杜牧和柳永痛心疾首地对你说，歌寮夜总会无聊之极，小蛮腰小肥屁股无聊之极，你要打个大大的折扣。另外，鲁迅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一九二五年。那年月，中国上下，摆不稳一张书桌，“昔宋人议论未定，辽兵已渡河”，还是学些造船造炮，金融会计这类的西学，然后做起来富国强兵要紧。

曹聚仁说“不读中国古书”是因为他犯了一个提出“爱惜精神，莫读古书”，并且写了一连串的文章：《我的读书经验》、《要通古书再等一百年》、《无经可读》、《劝世人莫读古书文》等，洋洋洒洒，够出一本专辑。

最深入人心。懒人说，路上有狮子，这么难认的文字，不读中国古书当然好了。书店里有《中国可以说不》、《WTO手册》的民族意气和全民牛逼，有金庸、古龙的拳头，有卫慧、棉棉、九丹、木子美的枕头。书店外有网吧卡拉OK，有茶楼酒吧，有发廊影院。信息时代了，事烦时窄，难做的事情，前辈大家说不做就当然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