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发现，我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就是跟别人对话。在戏谑、刺激、愉悦的气氛之中，跟睿智之士进行思想碰撞之时，我自己的观点得以形成、更新、打磨。乔治·布拉克曾经这样说：“在艺术中，唯一重要的事物是那些不能解释的部分。”而在领导力中，唯一重要的事物，可能是那些我们努力去捕捉并且澄清的部分。对话是我追求此道的主要途径之一。

令我惊讶的是，刘澜在这一点上和我有相同的激情。2008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来到圣莫尼卡市拜访了我。他约见我的身份是“领导力的学生”以及中国领先管理杂志的总编辑。他告诉我：就在同一趟旅程中，他随后还要去跟吉姆·柯林斯、吉姆·库泽斯和詹姆斯·马奇对话；他上次来美国的时候，已经访问了约翰·科特、罗纳德·海菲兹、彼得·圣吉、比尔·乔治；以后，他还计划去拜访霍华德·加德纳、诺尔·蒂奇，等等①。

自然而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是因为他雄心勃勃和激动人心的计划，更是因为他的魅力。要说从对话中学习，他是个高手。我后来写过邮件问他：“所有的——不，不会是所有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你的急智和幽默吗？”当天我就给我的合作者诺尔·蒂奇写了封邮件，敦促他跟刘澜见面谈谈：“今天上午跟他谈了一个小时，觉得非常值得。我保证，你会发现他很有热情，很有思想。”

现在有了这本书（我很高兴我也为此作了点小小贡献），我发现我跟他共度的时间更加值得，因为从我们的对话中学习的不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了。刘澜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四处寻找那些出色的领导力思想家，把他们带入热情洋溢、思想深刻的对话之中，汲取他们的思想精华，最后以赏心悦目的方式呈现出来。以上这些，每一件都非易事，但是每一件都很有意义。我不得不承认，对于刘澜引人入胜的对话能力多少有点嫉妒。所有的领导力的学生、研究者、教育者，以及渴望成为领导者的从事实际工作的经理人和公职人员，都该把这本书列入必读书目。刘澜说：“对话是向大师学习的最古老和最有效的方式。”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精彩。

这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他从这些领导力大师的思想中提炼出领导力的八项修炼① ：（1）密切联系群众；（2）讲故事；（3）当老师；（4）从失败中学习；（5）反思；（6）深思；（7）认识自己；（8）成为自己。刘澜刻意使用“修炼”这个词，来强调领导力要求每天的实践和持续的努力，他做得很对。这八项修炼，既不新奇，也不花哨，在我的著作《成为领导者》中已经谈论过其中很多项。但是，它们之所以是被我们这些思想者反复强调的永恒主题，正是因为它们是成为领导者之旅的指南针。

所有八项修炼都很关键，不可能三言两语讲清楚。例如，尽管我已经多次谈过“认识自己”和“成为自己”这两个主题，最近我又在收录在《沃伦·本尼斯精选》一书中的《领导力是一门表演艺术》一文中讨论它们。我举了已故的奥斯卡获奖导演西德尼·波拉克的例子。他曾对我讲，他第一次站在摄影机后的时候，茫然无措，所以他只是表现得像一个导演。他说：“我甚至尽力打扮得像个导演——穿些户外活动的服装。”这触及了领导力的重大问题：领导者能够做到本真吗？还是说，带上命令的面具会迫使领导者成为真我之外的事物？在成为自己的时候，你能既是在表演，又保持本色吗？这些问题没有显而易见的答案。领导者的角色常常比个体更伟大，因此才值得担当。波拉克作出了领导者进入未知世界的必要的跳跃，而且之后做得非常出色。

刘澜的第三个贡献，是他为东西方领导力思想的交流打开了一扇门。他引入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家，而且让他们的声音像来自美国和欧洲的思想家一样响亮。这样的书过去即使不是完全没有，也非常稀少，正如刘澜所指出的，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制造，而美国学者常常追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

我并不认为这样的追求完全是无用功。就像在其他许多人类活动中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一样，领导力也有。但是，特别是在这个被托马斯·弗里德曼生动地描述为“世界是平的”时代，领导力的文化层面值得美国人注意，尤其是那些身处领导职位的人。

文化不是我们应该用来看领导力的唯一视角，然而它是不容错过的一个视角。就我个人而言，我发现这本书中呈现的文化视角颇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