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领袖的责任

刘澜：你已经观察到，首席执行官们面临巨大压力，来自竞争对手、来自华尔街分析师、来自股东，等等。他们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呢？

许倬云：各种领导者——公众领袖、政治领袖、企业领袖和知识领袖——共同工作、相互影响。他们的影响有时相互增强，有时相互抵消。

预见持续不断的变化应该是知识领袖的工作，因为政治领袖和企业领袖忙于维持政府运转，或者赚取最大利润。放眼未来还真不是他们的全部责任。公众领袖本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但是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知识领袖应该担负责任。不幸的是，在美国已经近一个世纪没有出现过伟大的哲学家了。对我来说，真正伟大的知识领袖是卡尔·雅斯贝斯，一个德国人。他在活着的时候就多多少少地被孤立，直至今天他的声音也始终未被重视。我在美国大学的同事们都埋头研究琐碎的话题。没有人大声疾呼“开辟新道路，迎接新时代”。没有人在这

么做。

刘澜：雅斯贝斯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思想？

许倬云：在他1953年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雅斯贝斯注意到：在每个伟大的文化中，一场文化崩溃会带来一次伟大的突破，开辟他所谓的“轴心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作为这些文化关键假设的先验价值被创造出来）。他预言，在下个世纪中，将会有一次突破，带领我们进入科技文化的时代。他的见解在今天仍然意味深长。我们现在面对的危机实际上是灾难前的预兆——始于启蒙时代的现代社会正面临一场文化崩溃。

然而，如果没有知识领袖为未来指点方向，我们将缺乏远见。幸运的是，在欧洲兴起了一些公众运动，比如环境保护。正是由于它们施加的压力，全球变暖以及碳排放才成为紧急议题。公众压力迫使公众领袖作出抉择，而商业领袖随后跟上。

在美国，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席穆尔·艾森斯塔特，以及另外20来个人，我也在内，已经在不同的地方举行过10~15次集会，力图向世界指明我们从过去学到了什么，而未来应该是怎样。

尽管这些都是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我是其中分量最轻的——但是大众根本不听。

刘澜：你们像是以前的罗马俱乐部吗？

许倬云：我们没有取个名号。我们集会，然后散会。我们尽力教书育人，对公众演讲，写书，试图影响他人。但是你知道的，美国的大众不读书，企业领袖不读书，小布什及其手下也不读书。

刘澜：不过奥巴马读书。

许倬云：是的，奥巴马读书。

《韩非子》与《论语》

刘澜：如果你有机会向奥巴马或其他的世界领袖推荐一本中文书，你会选哪本？

许倬云：《论语》。

刘澜：不过在你的著作中，你总是提到《韩非子》。

许倬云：对。《韩非子》的作者韩非比马基雅维利早1 700年。韩非身处大一统前夕的战国时代，与我们今天类似。《韩非子》对如何组织官僚机构进行了最成熟的探讨，这正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他试图说服统治者组织一个理性的架构来治理天下，而不是让单一的某个人群来统治，不管他们是贵族、武士，还是富豪。

我们现在处在全球化的前夜。实际上，我们正在度过战国时代的最后阶段。我们需要为另一种方式做好准备。所以《韩非子》不只是有趣，而且很合时宜。我们的问题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却仍然在固守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权国家的观念。世界相互关联，我们应该确保它没有边界。到目前为止，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的世界仍然是个梦想。对我们来说，要实现那个梦想将花费很长、很长的时间。然而，遥想当年，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在战国时代也是一个很远、很远的梦想。

刘澜：所以你认为在如今全球化的情境下，《韩非子》是非常适时的读物。那你又为什么转而推荐《论语》呢？

许倬云：因为《论语》的主题是讨论人性的价值。孔子和他的学生说到的人际交往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关于宽容和共存的黄金法则。

刘澜：与儒家的黄金法则不同，基督教的黄金法则是：“己之所欲，施之于人”。

许倬云：那是你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让他们做你喜欢的事，尽管也不错，但是意味着你可能把你的方式强加在了别人身上。这恰恰是美国人的问题。美国人已经领导世界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没有人为此心怀感激。他们的态度是：“我的方式更好。你们跟随我。”中国人信奉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避免了将自己强加给他人，这是为了宽容的缘故。

所以基督教和儒家的两条黄金法则非常不同：单重肯定，你是强迫对方；双重否定，你是让步和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