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是国际知名的华人哲学家，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成中英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专长既包括东方哲学中的儒家和佛家，又涵盖西方哲学中的逻辑与语言哲学、科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解释学。他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致力于东西方哲学的整合。

从1979年开始，成中英还致力于倡导“中国管理哲学”，提出了自己的“C理论”，成为中国式管理的开创者。生于1935年的他，至今依然活跃在世界各地的讲坛上。在成中英教授于2011年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访问讲学之时，我们就管理与哲学的关系、“C理论”中的阴阳之道和领导者的品质进行了对话。

管理一开始就是哲学

刘澜：你是一个哲学家，一直接受的也是哲学方面的教育。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管理感兴趣，并开始探讨哲学跟管理之间的关系的？

成中英：那是在1979年，台湾有一个报纸请我作了一个讲座，主题是台湾未来经济的发展。听众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哲学到底有什么用？是否对经济的发展有所帮助？

这个问题其实我很早就思考过。1969~1973年我曾经是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作了很多演讲。很多年轻学生常常问哲学有什么用。我最早的思考就是哲学可以对人们的修养有所帮助，对了解生命的真谛和意义有所帮助。我曾经也提到，一个哲学家也可以是一个政治家。我最早念哲学的时候就有这种愿景，就有哲学家可以经世济人这样一种理念，认为哲学家为世界带来一种智慧，带来一种幸福。

但是直到1979年，我才开始说哲学对经济发展有所帮助。为什么？因为哲学能够透视、能够提升管理之道。所以从那时候，我开始把哲学跟管理结合在一起。我作了一个考察，发现那时候所谓的管理的概念好像需要改进。因为一般谈到管理，只是举出几个重要的功能：计划、组织、用人、领导、控制，到现在还是这样。而这五个功能不能涵盖我们通过直觉能够感觉到的管理的功能，它们之间的关系也说得不清楚。

因此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对管理概念的一个新的认识。首先我把计划和决策分开。计划并不是说执行的时候必然要完全采用这样一种方案，执行的时候，自己要有意志来作出决定。其次我把控制和协调分开。控制这个功能很好。管理涉及对人的管理，包括对社会的管理、对国家的管理，也就是对其中成员的管理，都需要所谓的规则。但是我觉得，这种规则也不全是控制的问题，而是协调的问题。我那时候对控制的了解，觉得它太机械化，不能发挥人的自发的行动能力，所以就提出一种协调的概念。

刘澜：法国管理学者亨利·法约尔最早提出来，管理的五大职能是计划、组织、协调、指挥和控制，协调已经在里边。

成中英：但是他强调的是控制。

刘澜：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也认为管理的职能里太强调计划、控制这些比较机械性的方面，所以他把领导单独列出来，说领导是跟这些不同的：领导当中不是计划，而是对愿景、对长远目标的规划；领导当中不是控制，而是激励和鼓舞。他在《变革的力量》一书中谈到这个，是在1990年。

成中英：我谈这个是在1979年。我写文章说管理有七个功能，这五个不改，加了两个。对主体来说，有决策的问题；对控制的对象来说，有协调的问题。七个功能，就比较完整。另外，我还把这七个功能整合起来，联系起来。前面所说的五个功能，先计划、再组织、再用人，然后再领导、再控制，这是一个线性的规范。但是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一种线性的过程，于是我把管理和《易经》的传统联系起来。

我从大学时代就非常关注《易经》，一直在想何为“易”这个问题。人怎么参与到变化的宇宙体系中，这样一个问题是哲学问题。从传统的义理来讲，有很多抽象或者形而上学的解释。也有完全从象数来解释的，能够预测未来，达到一种智慧境界。而且易学在过去，在政治上也是发挥作用的。很多领导者用来预测未来，知道什么是最好的行动，作为一个重要的决策工具。占卜一方面是预测未来，另一方面是进行自我决策的行为，因为预测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准，易学要求你了解能掌握的这个状态是什么，然后你自己要学习，去回应这个状态。我想，天道如此，是不是哲学本身的体系可以作为管理的基本模型？所以我产生了管理功能中国化的想法。后来我发展其他功能，每个功能具有阴、阳两面，一个积极面、一个消极面，一个有形面、一个无形面，就回答了功能之间关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