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在支持自由派候选人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管这些候选者本人是不是犹太人。甚至当乔治·麦戈文在1972年的大选中被广大选民所唾弃，只获得38%的民众选票时，他却赢得了65%的犹太人选票。作为罗马天主教的自由派人士，德里南神甫在1970年竞选国会议员时，获得了64%的犹太人选票。相比之下，只有2%的犹太选民在1972年的大选中支持总统候选人乔治·华莱士，华莱士甚至在不是白人的选民当中赢得的选票（3%）也高出这个比例。

“肯定性行动”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的实施，导致某些犹太团体与他们传统的激进派和自由派盟友—包括黑人民权运动组织—分道扬镳。该计划就就业、升级或大学招生在数量上规定了要达到的“目标和进度时间表”，使犹太人回想起过去美国为了限制他们的机会所实行过的配额制度，这种制度亦曾在欧洲更为严格地实施过。况且，经过几代人的奋斗，犹太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现在在高校教授队伍当中，在政府高层领导岗位上，在各行各业及工会领导层，犹太人所占比例都是格外地高。以人口多寡来“分摊”的原则，不管其动机如何，都必然会损害到他们目前的利益。

犹太人到现在的成功是罕见的，但绝对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圣公会教派的信徒在收入上就比犹太人要高。正是美国犹太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弥补了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巨大差距，才使得他们的发展史是如此的光耀夺目。

第五章

意大利人

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确实是别具一格的。迁徙美国后又大批返回故国的现象，首次发生在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当中。

与家庭甚至与同村人的密切关系，限制了意大利移民和外界社会的有益接触。反过来说，全体意大利移民相互缺乏强烈的认同感又使得他们不敢与其他种族发生摩擦。美籍意大利人与各式各样的种族都能和睦为邻（这与爱尔兰人的经历就形成鲜明的对照）。

随着意大利人在整个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崛起，他们也开始了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并于后来在这个领域里发展到独霸一方的地步。

今天的美籍意大利人，多数是从意大利南部移居美国的那部分人的后裔。在意大利，高度工业化的北部和以农业为主的贫困的南部，在经济上和地理上存在的差别，如同文化、价值观念和传统方面的地区性差别一样，都是十分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