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唐人街内部的权力平衡，不利于作恶多端的堂。“六公司”责令其成员商家拒绝再向堂支付保护费。唐人街的居民开始和警察合作，追捕和起诉犯罪分子以及那些长期包庇堂的腐败警察。这都是先前闻所未闻的。无法加以根除的有伤风化的活动（赌博已是广东人根深蒂固的陋俗）则被迫转入地下。在那些想吸引观光客的华商的压力下，仍在营业的赌窝被限制在游客的视野之外，也不准对华人社区之外的陌生人开放。

华人领袖发起了唐人街的重建工作，他们用现今唐人街典型的宝塔形建筑来装饰自己的地带。面貌一新的唐人街，旅游业兴旺发达。华人的节庆和游行受到警察的保护，并成为招揽大批非华人看客的市政项目。

新兴的旅游业发展如摇钱树，于是许多堂放弃了犯罪勾当，转而开办为新兴的旅游业服务的餐馆和商店。许多还摈弃了“堂”的名称，改称为各种“商会”。

尽管巧妙的、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仍存在于唐人街，一般的美籍华人还是非常守法的，这和美籍意大利人的情况相似。因此，唐人街有组织犯罪的减少，意味着那里的犯罪发案率普遍有所降低。194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纽约唐人街在8年多的时期里，只有一人因酗酒被捕，因谋杀或其他重大罪行而被逮捕的连一个人也没有。

出生在美国的新一代华人子女，遇到了其他移民后代同样的语言障碍，有时他们到完全隔离的学校去上学（比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旧金山），或就读于华人集居区那些华人子女占学生绝大多数的学校。在清一色的华人子弟学校或跟其他种族混杂的学校里，华人子女都学得同样出色。对华人的一些早期研究表明，他们的智商低于全美平均数。但到20世纪30年代，华裔少年的智商就相当于或高于全美平均数了，而且后来一直如此。纽约唐人街的老师对华裔学生的评价是，和白人学生相比，“他们品行好，听老师的话，独立性更强”。在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自然不会受到《排华法案》的掣肘。当时，这些法律禁止非美国公民从事各种职业和行使各种权利。这新一代的美籍华人进入了一个与其父母面临的完全不同的世界，他们具备充分的条件在这个世界里大显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