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在南开大学执教期间做了《整理国故》的演讲，在演讲中曾这样说：“近来有人一味狐疑，说禹不是人名，是虫名，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确实证据？说句笑话罢，一个人谁是眼睁睁看明自己从母腹出来，难道也能怀疑父母么？”而当时鲁迅就针对这一言论，以风声的署名，在孙伏园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对于“笑话”的“笑话”》，借机将范文澜的言论好好地笑话了一番。鲁迅在文章中写到：“古人着书，多用两种方式发表：（一）假托古圣贤，（二）本人死后才付梓。第一种人，好像吕不韦将孕妇送人，实际上抢得王位……我也说句笑话罢，吕不韦的行为，就是使一个人‘也能怀疑父母’的证据。”

鲁迅对于范文澜的“笑话”，其实是所谓新旧学派之争的一种表现。此时的鲁迅与范文澜，恰好是站在“新旧学派之争”的敌对立场上的，借用鲁迅的说法，两个人之间应该是“党同伐异”的关系。

《对于“笑话”的“笑话”》的发表，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正常交往。一年后的1925年，此时的鲁迅，由于支持许广平等人领导的女师大学潮被章士钊免去教育部佥事职务，许寿裳和齐寿山两人为声援鲁迅也宣告辞职。有许寿裳在，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由“伐异”的敌对到“党同”的和解，应该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1929年5月，由上海到北京省亲的鲁迅，与范文澜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此时的范文澜已经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和北京大学教授。1929年5月28日的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晚访幼渔，在其寓夜饭，同坐为范文澜君及幼渔之四子女。李霁野来访，未遇。孙祥偈、台静农来访，未遇。”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回北京省亲时，与范文澜之间的关系又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鲁迅日记中说：“十八日晴。晨得幼渔信。下午……霁野、静农来，晚维钧来，即同往同和居夜饭，兼士及仲沄已先在。”

不灭的抗日热情

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在南开大学任教期间，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同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有了联系。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到达延安，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后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

老年“补课”纠错误

范文澜在思想上，坚持了马克思关于“宗教是鸦片”的观点，认为“佛教是骗人的”。在自己著述的《中国通史》中，也曾一度否定了佛教及一切宗教。

范文澜与赵朴初，两人在对于宗教的观点上是对立的。赵朴初曾与范文澜进行过争论，他说：“佛禅既是宗教又超越宗教，是反迷信的，表现了中国人独特的智慧与骨气。”可是两人对此，也一直都未达成共同的认识。

“文革”初期，范老成了“反动学术权威”，置身于大批判的漩涡之中。在百般无聊时他读起了佛经，想让自己超脱现实的困惑之境。有一天，范文澜正在屋里读佛经，周建人（范文澜的邻居）问他在做什么，范文澜告诉周建人：“我正在补课。”周建人就问：“补什么课？”范文澜说：“读佛书。不懂得中国的佛教，就不能真正懂得中国的思想史、中国的哲学史、中国的文化史。”

那时，范文澜很专注地读着佛书，他还一边读一边做笔记。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自己以前的观点未必都是恰当的，而且自己对佛教的批判也还不够实事求是。沉思过后，他似乎又有所后悔，于是就想把《中国通史》中关于对佛教的评论部分重新写过。但是，当时已经没有条件写书了，他很是惘然。

1968年7月，毛主席派人给范文澜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之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接到毛主席的通知后，范文澜欣喜若狂。他高兴的是，不仅自己可以拿起笔来，修正自己以前的观点，而且毛主席的这番话，也代表了对自己工作的肯定，于是，范文澜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夜以继日地写作。后来由于劳累过度，再加上病痛缠身，不幸在1969年7月29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