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的人有很多，而市场头脑正是王选不同于其他教授、用自己的发明造福社会的根本原因。1989年夏，在北大档案馆前的一棵大树下，王选找肖建国谈话，要他转课题，做彩色出版。当时国内的彩色出版物还不多，国际上连研发这项技术的试验设备都还很少，只能根据揣摩和替代设备来研究。两年后，成果一诞生就立刻成了世界领先。

人们以“当代毕昇”来称呼王选。对于这个评价，有人则认为是一种贬低，等于完全将王选从学者这块剔出来了，因为毕昇只是一个匠人。王选的东西是可以卖的，而学者的东西是无法卖的—从北大的价值观来看，王选也许不那么成功，但对社会来说他的成果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他是最伟大的科学家。

1988年春，北大的校办企业—北大新技术公司介入了激光照排系统的生产和销售。1991年3月8日，王选与一直生产和销售激光照排机的潍坊华光公司分道扬镳，从此，北大新技术公司和王选的激光照排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并重新为系统取名“方正”。1993年2月，方正集团正式成立，王选领导的北大计算所逐渐融入其中。王选给方正员工描绘出了一片诱人的前景：“物质的事情你们不用想，你们现在的业务很神圣，你们是当代的毕昇！”刚刚毕业的北大研究生李毅，听得热血沸腾，和一帮同事们干得特别卖力。那时李毅经常跟着王选一起见客户或开会。有次劝说《辽宁日报》不要采用华光系统，王选直截了当地对那位总编说：“错过这一次，就没人可以救你了。华光没有研发，你要用他们的，出报会比别人差，以后是死路一条！”这种狂放的言语让一旁的李毅听得很吃惊。

王选有个习惯，不管出差到哪儿，上飞机后总要先看报纸—用放大镜看那些字，就能看出来用的是哪家的技术。早些年很有兴趣，后来就没意思了，因为基本上都是自己的了。现在北美的每一张华文报纸用的都是方正产品，欧洲基本也如此。王选特别关心的日本，也有100多家用了方正的技术。

现已是某跨国公司高管的李毅回忆起方正岁月还有几分留恋，“哪像现在成天研究竞争对手，打得一塌糊涂。”“那个照排卡插到机器里、报纸裹一裹（连包装都没有），就卖几十万。那个卡比金子都贵。”李毅说，“那是我感到技术最值钱的时候，方正稀里糊涂地挣了那么多钱！”

远离生意场，自称仍是科学家

方正系统红遍大江南北，王选作为发明人，被奉为“中国激光照排之父”，同时，他的名片上也多个一个头衔—方正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但王选在骨子里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生意人，他在很多场合都声称，自己只是一个科学家。有一次，在湖南举办的亚细亚国际文字会议上，王选穿着凉鞋、短裤出席，吃饭的时候也不怎么和别人讲话，别人敬酒他就说“不会喝”，而且吃完就走，根本不屑于生意场上的应酬往来。　

在方正员工的印象中，王选对员工讲话就像老师和学生谈话一样，谈的更多的是理想，是勇于面对挑战，是怎么把事情做好。有人说：“一想起王选，我就觉得他是个极孤独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北大是这样，后来到了方正还是这样。”但王选也明白，事业的成功必须借助生意人。为了打开日本、欧美市场，他找到了香港商人张旋龙；2002年，他还支持张旋龙成为方正控股董事局主席。

2002年7月，王选淡出了方正，也远离了商场上的是是非非。激光照排，这个当初激动人心，改变了一个产业的发明，就像很多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了不起的发明一样，随着它逐步成为很成熟、很基础的东西，也就不再有人关注。

直到2006年2月13日，王选突然辞世，人们再次关注起了这项曾经轰动一时的发明。在北大未名BBS论坛上，有人这样写道：“只要你读过书、看过报，你就要感谢他，就像你每天用到电灯要感谢爱迪生一样。”

王选走了，但他又还活着，这不仅是指他发明创造的激光照排依然泽被后世，他的精神也不失为唤起中国科技界探索创新的号角。更值得感动的是，王选是在拖着孱弱的身躯，在不被大多数人理解的环境中独自打拼出今天的局面。因此，无论他被包装成什么样，无论他在什么位置上，他本质上只是一个科学家—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伟大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