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李石曾无视教育界的反对意见，执意在北方推行大学区制，改中华大学为“北平大学”，进而涵盖平、津、冀、热（河）四省市，设立北平大学区。当1928年冬他北上实施这一宏大计划时，却遭到原北大学生的武力抵制，引发一场震动学界的大风潮。

周作人对学生的举动十分反感，颇有讥议：“北平大学在筹备开门，惟北大学生尚在反对改组，此辈刘哲时代的顺民到此刻忽然扛出‘北大光荣’的牌子来要保存整个的北大，未免可笑。”当学生武力护校与强行接收的大学区当局发生冲突，进而冲击李石曾住宅后，周氏更加痛责学生：“此辈以重打赵家楼自豪，其实乃五四精神之败类，北大前途因此未可乐观。”

其实，不论是奉系合并各校，还是李石曾设置北平大学区，在管理体制上，均非忽发奇想。从民国初年始，即有大学区的划分，袁世凯时期制定《教育纲要》，拟分全国为四个大学区，汤化龙任教育总长后，增至六个，范源濂任教育总长时，将全国分为七个大学区，如第一大学区为直、鲁、豫三省，分科大学设在北京。当然此类分区仅限于筹议，远未全面实施。不过，1922年间，蔡元培、胡适等曾议及“第一大学区（北京）国立各校合并”事宜。可知，试行大学区制亦非毫无基础。那么，李石曾何以遭遇如此激烈的反对？这显然与人事纠葛有关。

“反李拥蔡”风潮

在此次风潮最激烈之时，周作人曾有一番议论：“反李（石曾）而拥蔡（元培），不知政治上蔡、李本是一派，北平大学办法亦系蔡在任所时所定，蔡固系五四之首魁，但现在又已提议停止青年运动，不知何以如此为学生所看中也？闻北大护校一派人对于所谓语丝派、猛进派均欲打倒，惟现代派可以拥护，此虽亦是流言，或不无几分真实。”

由此看来，人事因素构成此次风潮的主因。有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三十年代的教育界，蔡元培的“北大系”和李石曾的“中法系”并立，不时摩擦，此消彼长，而发端即始自北平大学区设置前后。实则蔡、李二人在思想、政治、教育诸方面颇多一致或相近，曾长期合作，私谊可称洽契。不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二人身后隐然各存一文人圈，虽大小不同，且时相交迭，然或因意见相左，或由利害所关，龃龉摩擦，蔡、李于此亦难全然置身事外。试行大学区制，本是蔡、李力主所致，然涉及北方教育权，二人又各有主张，难以协调。李石曾得到南京政府中枢护持，雄心万丈，志在必得，而蔡元培居于少数，退处下风。可是李氏在教育界不甚孚人望，用人偏重留法一派，示人以不广，胡适对李即一向不大看重，其日记称：“十年以来，无有一次看得起此人的。”

如此种种，当北大师生探知教育行政高层对设立北平大学区存在分歧（蔡主张慎重），出现“反李拥蔡”的风嘲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显然，包括李石曾在内的“南京诸公”对蔡元培在北大的精神影响力估计不足。岂止“南京诸公”，身处北方学界的周作人对“北大师生至今尚迷信蔡公”同样困惑不解，连连称奇：“惟反李而不反蔡乃一奇，或者蔡公更善于做官可用为说明。”在此，周氏对蔡施以贬意已显而易见。

蔡元培与周氏兄弟有同乡之谊，当年鲁迅进教育部，周作人任职北大，均系蔡氏延揽。在北大期间，蔡与周氏兄弟时相过从，为影印乡贤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蔡曾委托周作人代管具体事宜。在校政方面，蔡一向比较依重欧美派学者，周氏相对显得冷落。1926年暮春，周作人致函归国后，滞留南方的蔡校长劝其北上履职，函称：“作人在北大将及十年，除教课外，于教务素不过问。今因先生不来北京，与北大前途关系至大，偶有所见，不敢缄默，敬以奉陈。”那时，周对蔡还满怀热望。然而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蔡不得不“弃职”北大，以至连胡适对此也大为不满，周的失望也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