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7年，托宾在实证研究论文里就用资料来说话，他很清楚地肯定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曲线，但托宾并不满意凯恩斯对流动性偏好所作的解释。他认为，人们之所以偏好流动性现金，是因为预期利率将会上升到和过去“正常”繁荣时相当的水准，因而持有债券会遭致资本损失。

事实上，在托宾论文模型中，讨论了许多资产，其中有一项是无风险性资产，后来曾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兴趣。托宾觉得不尽完善的是，在自己的分析中，把安全性资产只和一种风险性资产来配对，以此来代表其他的状况。这种加总的方法是沿袭凯恩斯的，他以一个利率来泛指所有非货币性资产与负债的一般性盈利率。但托宾曾证明，他的结论能够推广并适用到多种风险性资产，而且其收益与风险各有不同。风险性资产组合的选择，即各种风险性的相对权数如何，基本上和决定风险性资产与安全性—即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是多少，是毫不相干的。这套“区隔理论”，正是林特纳和夏普所发展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式的核心，这套理论广受财务管理的师生所喜爱，许多投资经理人与理财顾问也用此来计算各种不同证券的“贝他系数”。

当然，在讨论中也有些恩怨，有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论争，以及连带的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性之争，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大部分是弗里德曼和托宾两人之间的辩论。有一次在佛蒙特州的一处滑雪场上，一位负责验票的年轻人认出托宾，随即用带有加拿大腔的法语对托宾说：“托宾，詹姆士?托宾，不是经济学家！不是弗里德曼教授的对手。”他是魁北克的经济学系学生，这件事让他开心了一天。不过最后，他还是让托宾通过关卡 。这项论争的结果，按照托宾的看法，是弗里德曼改变了他的战场，宣称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重要问题，无关乎货币需求对利率敏感性。他所移往的战场，乃是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之间的基本问题：经济总是处于一个受供给面限制的均衡，无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无法提升实质产出水准。

托宾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想办法想把货币导入到长期成长的理论中去。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曾尝试综合凯恩斯学派与新古典经济学，其中一项努力就是按照新古典的思路来发展成长理论。有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者倾向同意：在长期内，充分就业会存在，储蓄限制投资，而且“供给创造本身的需求”。不过，短期内仍是凯恩斯学派的天下，也就是劳力与资本可能无法充分就业，投资主导储蓄，而且需求导致供给。哈罗德在1939年开始现代成长理论研究，后来多马在四十年代继之，到了五六十年代，继续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则有史汪、索洛与费尔普斯等。

托宾也参与成长理论的研究。1955年发表的《动态加总模型》，可能是托宾最喜欢的一篇论文，撰写时也带给托宾最大的乐趣。这篇论文开门见山地引进货币性政府公债，它不但可作为价值的储存，也是除了实质资本外的另一项储蓄工具；另外，托宾也将干扰成长过程的景气循环列入考虑。在发表的后续论文中，托宾举证说明在一个成长的经济中，资本存量和货币成长率或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