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流行乐队GLAY在北京开演唱会的2002年深秋，坐落于上野公园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举办犍陀罗雕刻展和秣菟罗雕刻展，以纪念日本与巴基斯坦、印度建交五十周年。

中国佛教造像非常多，尤其是敦煌、云岗、龙门三大石窟，每次观光都感叹不已，但从未想过人怎么造起了佛像，原来就起源于这两个地方：犍陀罗和秣菟罗。秣菟罗在印度北部，距首都新德里约150公里，有些学者主张造像最初从这里开始，犍陀罗是后起仿造。犍陀罗在巴基斯坦北部的白沙瓦及阿富汗东部，唐玄奘西天取经也到过，但那时已一片荒凉。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三世率军东征，占据此地。入侵二字当头，文化交流也就在其中了，美国文化风行日本也说明这一点。所以，马其顿大军的风暴过后，犍陀罗便留下希腊文化的沙尘。两个展厅相对，陈列的石雕一眼就看出风格的差异来，确实像上世纪初法国人弗谢说的，犍陀罗雕刻是"希腊式佛教美术"。可是，造像起始于公元前后1世纪，想来不会是数百年之后才忽然"受了希腊艺术的启发"（余秋雨语）。

佛陀入灭于公元前486年，据说他本人生前不同意肉体灭亡后再显现人形，因此，雕刻上表现他的存在只是用象征，如舍利、菩提树、法轮，供人顶礼膜拜。大约在公元1世纪前后，丘就劫率部落从大月氏统治下独立，建贵霜王国。三世的迦腻色迦定都于富楼沙（今白沙瓦），版图囊括了中亚、阿富汗、印度半岛中部，秣菟罗也在其间。迦腻色迦大约即位于公元78年（据《后汉书》推测，位于公元2世纪前半），像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一样保护并弘扬佛教，那时的金币铸造了释迦牟尼像。岁月消磨了佛陀的遗言，人们希望把佛陀的事迹（诞生、成道、初转法轮、涅）视觉化、现实化，近在眼前，终于产生了雕造佛像的念头。犍陀罗本来遗存着希腊文化，而贵霜朝经济繁荣，积极与罗马帝国交通，也传来罗马艺术，以致有欧美研究者认为犍陀罗雕刻其实是"罗马式艺术"。总之，贵霜朝文化是一种杂交文化，既有希腊、罗马艺术的手法，又有伊朗系统游牧民和印度的传统，独具特色。写文化出名的散文家余秋雨说"犍陀罗艺术已超越宗教范围，成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杰出成果"，这话好像说反了，分明是东西方文化在犍陀罗交融，结晶为杰出的宗教艺术。

初期犍陀罗佛像有八字胡，秣菟罗佛像偏袒右肩，但都是睁大了眼睛看世界，更近乎人样。后来才半闭了眼睛，进入冥想状。我想起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像，双颊丰腴，眼目细长，凝眸遐思，含笑不语，别具中国佛教造像的特色。1930年梁思成讲授《中国雕塑史》，说："今美国各博物馆所藏丘比像或仪态雍容直立作观望状，或蹙眉作恳切状，要之，皆各有个性，不徒为空泛虚渺之神像。其妙肖可与罗马造像比。皆由对于平时神情精细观察造成之肖像也。不惟容貌也，即其身体之结构，衣服之披垂，莫不以写实为主…… 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最精作品也。"

看罢展览，走上东京街头，悠闲的流浪汉（上野公园树林里有他们的宿营地），匆忙的上班族，满眼是另一副面孔。西尾干二在《国民历史》一书的卷首彩印了二十一幅图片，名之曰"日本人的脸"，然后在书中写了一段这样的话:

"世界上能与之比肩的雕刻群惟有希腊古典世界。当然中国、朝鲜等亚洲各国的佛像雕刻也未能创造有这些内容的世界。与其说日本人把佛教当作了观念接受，不如说作为美享受。以最初百济献来铜佛之时为佛教导入或许是一个象征。在中国，佛像大半遭法难破坏。有一个日本人历时40年，把残留雕像的全部照片汇集起来，最近出版了松原三郎《中国佛教雕刻史论》(共四册)，我得到了。这是从魏晋南北朝经隋唐到五代、宋的中国全部佛教雕刻的摄影集，明白地说，是和日本雕刻群根本不同的世界。单调，概念化，完全不是你此刻在本书彩色插页上看到的栩栩如生的世界。唐以后的雕像，虽然艺术上稍微有一点舒展，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日本。"

就雕塑艺术来说，中国有两个源流，一是秦俑所代表的，那完全是中国人相貌，另是佛像，既保持佛教意义上的原貌，又逐渐世俗化、本地化。日本在石器时代也有过土俑制作，但到了飞鸟时代，大陆人蜂拥而来，带来了佛教造像技术，从此以后，日本几乎除了佛像而外再无雕塑可言。日本造像之所以比较写实，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权现"意识。说来佛陀、菩萨也难当，为普度众生，还需要采取些权宜之计，像孙猴子一样变化多端。大约在平安时代，日本人开始把土著诸神说成是佛陀、菩萨乔装打扮而化现的。到了平安后期，这种"权现"信仰逐渐使一些佛像改观，趋于写实，便有了日本人模样。从生活中升华出来的宗教被这种"权现"观念重新纳入生活中，形成日本文化生活的传统性特征。而且，西尾选取的雕像虽属于佛教造像，但大都不是佛像或菩萨像，面貌也就更少些佛教的教条，甚至栩栩然。

听说用电子计算机研究的结果，由于咀嚼越来越省力，腮帮子肌肉松驰，日本人脸的历史演进是变长，将来会变成瓦刀脸、巴掌脸，倘若有西尾那般熊也似的圆脸就属于反古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