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富士山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这至高无上的地位。

纪元713年，日本各地仿照中国的地志体例开始编写各地的“风土记”。今天保存比较完整的《常陆国风土记》（今日本茨城县）中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传说祖神在新尝祭前后巡游各地，先来到了福慈（富士的假借字）山。但富士山神因为“新栗初尝家内忌讳”，没有答应祖神进家里借宿一夜的要求。祖神接着来到常陆境内的筑波山。这里虽然也在“新栗初尝的家内忌讳”时期，筑波山神却仍然热情地接待了祖神。为此，祖神罚富士山终年积雪，人迹罕至；嘉奖筑波山“人民集贺，饮食富丰”。

从这一故事我们可以知道，被罚终年积雪的富士山，在常陆人看来远不如自己境内的筑波山那么可亲、可敬、可爱。日本上古盛行山岳崇拜。大概在这段故事形成的年代，居住在各地的日本人大都有自己的山、自己的神。我想和《常陆国风土记》中这个故事类似的故事一定还有，只是因为没有文字记载而遗失在口耳相传的年代，今天已经无从考索而已。

战前日本史称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今天很多日本人也对此津津乐道。但这些无非只是后人对历史的“当代式”的阐释，是编造创作的神话。

明治5年日本人确定神武天皇即位之年是公元前660年，日本的“皇纪”于是从纪元前660年排起，这远比西洋纪元要早得多，大大地满足了很多日本人的自尊心。而依照皇国史观讲下来，日本的统一应该早得很。说来日本和中国来往极早，《后汉书》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汉桓灵间，倭国大乱，巫女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被立为王。三国时曹魏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金印后来在九州被挖出来。和中国往来的“邪马台国”在本州还是九州，今天的日本史学界仍然聚讼纷纷。南北朝宋顺帝升明二年，倭国遣使上表，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躬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廊土遐畿，累叶朝宗，不愆于岁。”这样综合两段史料记载看，日本在三世纪前后还是为数众多的“国”与“国”遍布之地，统而一之明显是很后来的事情。

说到日本天皇，很多人会想到“三种神器”。神器是神圣权力的象征，直到今天，在日本天皇承继皇位之际，接受三种神器仍是重大的仪式之一。在八世纪成书的《日本书纪》记载的日本神话中，天孙降临之前，确有天照大神把八尺镜、草剑、八坂琼曲玉三种宝物赐给皇孙的记载。但说天照大神命其奉此神器，君临万姓，建立皇统，治理人间，则已经是后来的引申义。《日本书纪》有关皇位继承的记载中，确实可以看到有关以神器作为皇权象征的文字。如继体天皇继位时，大伴金村大连跪上剑镜玺符，宣化天皇继位时，群臣“上剑镜”等。有关剑镜象征天皇神圣权力的记载还可见于持统天皇四年正月条。但正如我们看到的，神器有时是“剑镜玺符”，有时是“剑镜”。不仅神器为何物并不十分明确，而且数字也不一定为三。实际上把三种神器明确确定为剑镜玉的，是《神皇正统记》的作者、活跃于日本南北朝时期的北龟亲房（1293－1354）。他同时还为这三种神器分别赋予了“决断”、“慈悲”、“正直”等象征意义，并认为这和儒家的智仁勇三德一样象征天皇的三种品德。撰作《神皇正统记》时的北龟亲房正困守常陆的小田城，1339年他把《神皇正统记》和同期先后撰作的《二十一社记》、《职原抄》等同时献给远在关西的、刚刚继承南朝皇位的后村上天皇，不外是希望这位继任的天皇能拥有这三种德行。至于把天皇践祚时接受三种神器作为日本皇室的正式典范规定下来，已经是明治初年的事情了。可见体系化、规范化总是后来的事情。

古代天皇制国家成立后编纂的《古事经》、《日本书记》中，记载了日本古代的神话。这是一套混合了高天原系统、出云系统、日向系统等古代日本不同文化体系的原始神话。就是这套神话为日本天皇的统治提供了“神圣”的依据。依照神话故事，日本天皇一族是天照大神的子孙，他们从开天辟地就是日本的主人，便受命统治日本。

然而神话不等于历史，神话也不能取代现实。从摄关政治大权旁落于藤原氏到平家专政，再到镰仓开幕府，到室町幕府经安土桃山时代以至于江户为止，实际掌握政权的不是权门就是武士。历史上只有后醍醐天皇可以算是一个异数。他是真的想恢复“天皇之治世”少有的人物，但他所主持的南朝政权流落于外，他本人最后也客死于吉野山中。这是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明治以后的造神运动大肆宣扬的“万世一系”的皇权，细数其实际支配日本的时间，从比例上说实在少得可怜。

“万世一系”统治日本的故事不仅没出现在日本历史中，即或是在神的世界、在精神的领域也仍然是一段说不清的公案。因为文化上来自大陆的挑战是巨大的，而来源于佛教的挑战更直接压迫着古代天皇头上神圣的光环。